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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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 ”（《孙中山全集》笫三卷！41…M2页）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这些沉痛的结论，但他忽略 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 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 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陚予革命党人 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 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 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 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 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 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 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模、誓约（所 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
孙中山的历史！i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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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
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 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 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 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 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 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党在国上”
辛亥革命前16年的流亡生涯，二次革命后3年亡命日本，一次次的 失敗，一次次的教训，特别是1922年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倚为长城的陈 炯明叛弃了他，孙中山称之为“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文率同 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倭指，顾失败之 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 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
（《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49页，5H页）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 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死，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 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璧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 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 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 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 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 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 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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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治他”。（《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03页）明确
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关于
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页）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 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 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 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 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
成功。”（《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37页）他的建军思、 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1924年1月，孙中山与鲍罗廷等的 谈话，《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I82页）蒋介石曾到莫
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俄党的模式重建起来 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俄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 “党在国上”的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 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 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是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 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 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 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 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与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不无关系，他晚年 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 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 推舟。对于身后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 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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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 32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 绕不开。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 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 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壮丽 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 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 上，袁世凯和栄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世凯代表了中 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 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 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
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 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 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 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 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 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 “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 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 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 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 表现出顽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 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未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 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 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 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 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 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 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 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钩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 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 伏析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 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 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螅衤弧Ｋ歉觥罢感碌娜恕保�
重读宋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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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
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 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 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 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 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 南高峰》一诗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螅濉薄ⅰ昂Ｃ懦闭浚摇∮烨抗闭庋氖洹Ｋ淙皇切淳埃惴⒌娜词撬刂械谋Ц骸Ｆ洹∈贝笱』袷ぃ橹衬诟螅圃荚揽迪置裰鞯氖惫庖丫≈溉湛纱运氖镅笠缱诺氖且恢质だ叩南苍谩Ｉ踔亮僦铡∏八怪碌缭揽挠枰笄械钠谕Ｕ率款人邓恰爸了啦晃颉保《栽揽淼闹泄畹俟痰淖ㄖ屏α渴翟谑侨鲜恫蛔恪！爸猩健∮肟饲浚鲈诿裨司旁录洌朐泄淌逼诘慕哟ィ嵌栽弧∧苌钪栽谝庵小Ｋ谓倘时人铩⒒颇晔赂幔氖栏常潦橐病〔还簧钊耄晕灰徊俊挤ā桓鲈诠嵊涤卸嗍橄摹场弧〗遄拧鹑文诟蟆目彰憧梢远愿对隙杏啵馄癫皇鞘樯�
之见？ ”（左舜生《黄兴评传》105…106页）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 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 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 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 “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许多朋友 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 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 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 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 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 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