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电子书 > 浪漫言情电子书 >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

第24部分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24部分

小说: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后,苏联开始文学“解冻”运动,我们年轻人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才略有醒悟,哦,原来斯大林也会犯错误,我自己开始有一点独立思考。
    李:你是不是写过一篇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写过。主要是关于文学作品怎样写英雄人物的问题。当时文坛谈论写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我认为可以写,但这要看作品描写的对象和总体构思。陈企霞也这样认为。我说,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如脾气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之类的事情,总还是可以写吧,还可以写克服缺点。这也不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现在来看,这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可当时就是这种看法也不行的。一次胡乔木来给文联作协的干部做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我负责做记录。他提到了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批评我们这种可以写缺点的意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我大吃一惊,但仍然想不通。
    李:有时我想,历史上有些事情实际有种滑稽感。那么多的人,把精力和时间,很庄重地用在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唐:的确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处在那种环境中,你也许很难想象能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并且坚持下来是多么不容易。
    李:周扬当时是什么意见?
    唐:他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英雄人物应该是光辉灿烂的。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他做报告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可不可以写?既然英雄人物本质上是革命的,是优良的,非本质的缺点,如对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写英雄何必要写非本质的东西呢?
    李:这种说法今天听来很好笑。
    唐: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这样说太教条主义了,也太抽象了。接下来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陆定一写文章予以阐述,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我们编辑部的人又谈论起这个问题。我就写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题目叫《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关于写新英雄人物与周扬同志商榷》,发表在1956或者1957年初的《文艺报》上。我是根据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感想来谈这个问题的。我说抽象地提出可以不可以写缺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因此无法确切的回答,实际上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写缺点。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还有夏伯阳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转变过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吗?文章后面说得厉害一些。我说,按照公式或者所谓本质来写英雄,虽然写出了英雄,但实际上人物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活本身鲜活生动的真实。
    李:这种意见在当时要算很尖锐的。特别是对周扬这种身份的人物公开进行商榷,你也够胆大的。
    唐:在当时那种鸣放气氛下我也没有考虑到别的。只记得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来对我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我还不同意,反驳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学术观点的商讨。后来才醒悟他是对的。
    李:你的文章发出后,周扬是什么态度?在反右中,你肯定跑不脱了。
    唐:是呀,这篇文章成了我当右派的罪状之一。对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反驳这还得了?不过,周扬没有出面,是由《文艺报》的领导提出批评的。最大的震动是《人民日报》率先在头版下角发了一则关于作协反右的报道,直接点了我的名字。说我和唐因怎样反对领导,如何想用自己的思想改变《文艺报》的办刊方针。这个消息还向全国广播,这样我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心想,自己身败名裂,真的很紧张,惶恐甚至恐怖。
    李:那时你在《文艺报》担任什么职务?
    唐:唐因是总编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副主编萧乾是党外人士,而且来的时间不长。我们俩就成了主要代表人物了。我那时年轻,是总编室副主任,还是中直机关团委委员,正处在一帆风顺的阶段。但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父母也来信指责我,批评我怎么能反对党,反对领导人呢?后来,在文艺界反右总结大会上,周扬做报告,又点了我的名,吓得我心惊胆战,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
    李:把你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吗?
    唐:最重要的还是关于丁玲的事情。
    李:你到《文艺报》时还是丁玲做主编,但她好像走得很早。
    唐:开始是丁玲,文艺整风后主编换成冯雪峰,到批判俞平伯之后,又换成张光年。我受丁玲的牵连,主要是为她鸣不平。
    李:你对丁玲和周扬之间矛盾的历史渊源有了解吗?你怎么看待?
    唐:对他们过去有哪些矛盾我其实并不清楚。一开始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在文艺界有影响,有成就。我根本没有一点儿意思要介人他们之间的矛盾。现在想来,丁玲在《文艺报》做主编的时候,一些做法其实也左得很。
    李:那你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卷进上一辈文人的纠纷中去呢?
    唐:1955年把丁玲、陈企霞作为一个“反党集团”进行处理,作协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1956年进行复查,加上鸣放的气氛,丁玲上书要求平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我和唐国都发了言。我认为在丁玲问题上有些做法不是实事求是,而且我看不惯墙倒众人推的做法。一有事情,过去关系本来不错的人,一下子都展开批评,还夸大其词,甚至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些,我不理解。当时也年轻气盛,什么都敢讲。在发言中,我还引了泰戈尔的一句话:“虚假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实。”
    李:这次会议周扬在场吗?
    唐:当然在。他对我的讲话非常愤慨。后来听人讲,他这样说过:唐达成拿资产阶级的语言向党进攻。不过,那是1956年,还没有反右,事情也就放下了。到反右时,我当然也就跑不脱了。
    李:你被打成右派,你认为周扬个人起到作用吗?换一句话说,他有可能具体过问吗?
    唐:我想他不一定亲自过问。我毕竟是个年轻人,应该说不会在他的视野之内,我和他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他关注的是丁玲、艾青那些有名的人。但他的情绪肯定会有所影响。我倒也荣幸得很,竟然成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一个成员,还有艾青、李又然、罗烽、陈企霞等。
    李:你现在怎样看待周扬和丁玲、冯雪峰之间的矛盾呢?客观地讲,撇开你的个人因素。
    唐:冷静客观地看,他们追求的大目标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尖锐对立的矛盾。但是,在30年代上海时期,历史环境十分复杂险恶,党中央在陕北根据地,左联在上海,都处于敌人直接的包围与威胁之下,两地相距甚远。左联与党中央较难有联系和经常的请示。因此,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有关方针与政策性的指示,有时只能间接地了解一些情况。雪峰同志当时受党中央的委托和指示从陕北到上海,对周扬同志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不合中央的精神。但他似乎并没有及时与周扬等同志联系传达中央的精神,而是直接与鲁迅先生联系。当时左联对鲁迅先生又尊重不够,这样就有了“两个口号”之争。历史条件形成的隔膜与互相通气不够,争论过程中又难免夹杂意气和宗派情绪,这个矛盾就未能妥善解决,在延安时似乎有所解决,但也没有解决得很彻底,很平心静气。于是,又忽隐忽现地在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出来,发展为新的矛盾。本来,文艺具体问题和做法上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我以为是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团结,相处也会更融洽些。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许多问题被任意地上纲上线,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起来,其实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在大目标上,这三位极有影响的文艺领导人,我看并没有什么不一致,或者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当然,形成矛盾也还有个人气质、素养、胸襟等等因素,但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了。
    李:被打成右派后,你去了哪里?
    唐:反右结束后,领导找我谈话,说党把你和唐固定为右派,问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就要到农村去劳动。如果不同意,就得离开作协,自谋出路。我害怕离开组织,当然同意,就在1958年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劳动。同在那里的有许多文艺界的右派。
    李:我听萧乾说过,他和你在一起劳动。
    唐:还有蓝翎。那里事情就不谈了。
    李:你又见到周扬是在什么时候?“文革”后吗?
    唐:不是。是在作协一个农场劳动时。1959年冬我从唐山的农场转到北京八大处作协的一个小农场,和杨犁广文革”后曾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两个人一起负责挑水种菜。那里也是作协的一个疗养所。当时,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到八大处养病。一天,我正在从山下往山上挑水,突然通知我,说周扬同志来了,在邵荃麟那里,要我去见他。我一听,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我有些害怕,不知道是福还是祸。我马上去邵荃麟那里。只见他们两个坐在藤椅上,看上去态度很和蔼,我心里才踏实了。
    李:周扬还记得你吗?
    唐:他当然记得。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是学生出身,劳动改造锻炼一下也好,现在已经适应了。周扬说,你还是一个文艺干部,不能老是干活。他问:还看书吗?过段时间还要干文艺工作的,还是要关心文艺界的动态,多读一些作品。
    李:你当时是不是特别激动?
    唐:是呀。你想,一个右派,又是年轻人,能够得到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关怀,而且态度和蔼,当然很激动。觉得自己还没有被组织忘记。他还说,你是上过大学的,那你懂英文吗?我说原来懂,后来都丢了。他说:英文怎么丢了?应该捡起来。我现在每天睡觉前都要看看,对外交流有用。既然学了,就不要忘记,每天抽些时间看看。劳动不是要你们成为干活的人。听了他的话,我还真的有些受宠若惊。
    李:感到有希望了。你认为他是做出一种姿态呢,还是真正关心你?
    唐:我想他对年轻人还是关心的。这件事很快在文艺界传开了。他当时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说,周扬还召见唐达成了。他们也认为我的问题快要解决了。
    李:见周扬后,是不是很快回作协工作了呢?
    唐:没有。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接着又从八大处转到河北怀来作协的农场劳动。到1960年的9月,我才摘掉右派帽子,另行分配工作。那时爱人已经调到太原工作,我就想到那里去,希望全家团聚。但爱人想回北京。这时,作协通知我到英文《中国文学》去。《中国文学》当时还由作协负责,周扬的一个鲁艺的学生何路在那里做副主编。
    李:会不会是周扬关照的,让你再把英语捡回来?说不定在什么场合他对何路提到过你学过英语这件事。
    唐:我不清楚。估计他不会亲自过问这件事。我不愿意在《中国文学》干,每天看各种刊物上的作品,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正好侯金镜主持创建创作研究室,他就把我调了过去。去了后参加的第�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0) 踩(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