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5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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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历届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或称作“反周期”措施）；包括金融方面的调整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采取放松抵押贷款等措施；以及财政方面的增加军费开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减税、免税、退税和“高涨”期间增税）等措施。在私人经济方面，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推销过剩商品，采取大量推行消费者信贷、住房建筑抵押贷款等办法。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形。即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最严重的太初四十二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只下降15。1％。其次为太初三十二年下降13。5％和最近一次（太初五十四年）下降12。0％。危机过后，萧条和复苏阶段缩短，因而两者间的界限难以区分。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中间性危机”还是“非中间性危机”，都比过去较为频繁。
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反危机”措施以及私人企业的信贷扩张，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从太初四十年…五十年间的2。8％增至太初五十年～太初六十年间的7。9％，而国民生产总值（按太初五十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率在同期从4。0％降低至3。1％。一面物价加速上涨，一面生产增长速度放慢，而同时，失业人数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形成了所谓“滞胀”的局面。
第五百九十五节 战后掠影经济续（）
除了周期性工业危机外；战后中华民主帝国也象过去一样；继续发生长期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由于国家领土和海外领地的扩大，农业生产盲目扩大，而国内销路有限；因而造成农产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落，很多家庭农场大量破产。中华民主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并设法通过国际社会援助和粮食深加工等消耗过多的产量。太初三十年～太初五十年小麦收获面积从6050万公顷缩减到4356万公顷，棉花从2268万公顷缩减到1116万公顷。但小麦和棉花价格仍下降了许多。到太初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华民主帝国农业生产过剩危机才有所缓和，小麦和棉花播种面积已见扩大，价格有所回升。但这是受外来条件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因素的变化。
二战结束的初期，中华民主帝国的黄金储备为1246亿中元，占当时整个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64％，崂山经济体系每块12。5千克的金砖73。4％，这是战后的最高数字。按照崂山经济体系，世界各大国货币同中元挂钩，而中元同黄金挂钩，兑比为35中元=1盎司黄金。
在太初年以后，除个别年度略有逆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顺差。太初四十一年上半年，顺差达到83亿中元。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逐步增加，中华民主帝国的黄金储备也在增加，但是过度的黄金储备增加让中国和世界经济都陷入了黄金储备分布不均的危机。
在太初四十三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中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中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中元的浮动汇率。中国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抛售黄金最终平衡了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终于下降到了15万吨上下，即使算上皇家的2。5万吨皇家企业黄金储备，也不过17。7万吨，首次跌破世界黄金储备50％的水平。
太初四十八年，中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中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太初四十八年9月22日，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上海王宝和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中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中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王宝和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王宝和协议”。
从太初四十年起，中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太初四十七年高达1600亿中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中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元不断升值，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中国寄希望以中元贬值来加强中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太初四十五年，中国邓先贤政府的财政部长苗若曦以日本、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中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的贸易逆差。她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中元，中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太初四十六年初，中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中元兑290日元，太初四十七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中国*政府震惊了，在太初四十七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中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中元价格。
在太初五十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中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中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太初五十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太初三十五年夏天，陆广和（陆孝通之曾孙）就任中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太初三十五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太初四十五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中国，导致中元飙升，短短十年间中元汇率上涨了近60％，中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崂山经济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中元大幅度升值导致中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四十五年，中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中元。
太初四十五年，美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美国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中国人惊呼“美国将和平占领中国！”
中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中国当任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邓先贤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中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中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中元立场的队伍。
太初四十八年9月，中国财政部长苗若曦、日本财长佐藤秀木、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美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上海王宝和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中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中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王宝和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王宝和协议”。协议中规定美元、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中元价格。“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中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中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佐藤秀木表示日本愿意协助中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中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这也导致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
在这之后，以中国财政部长苗若曦为首的中国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中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中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中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中元对美元继续大幅度下跌。“王宝和协议”，揭开了美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在会议开始前的9月，美元汇率在1中元兑2。5美元上下波动，在“王宝和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中元兑2。04美元附近，升幅20％。太初四十八年底，1中元兑1。56美元，太初四十九年最高达到1中元兑1。20美元。从美元对中元名义汇率看，短短一年，升值111％。
太初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lost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美国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日本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日元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也不得不进行出口政策调整和提高出口关税等措施。
纵观美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四十八年的王宝和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王宝和协议后，受美元升值影响，美国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王宝和协议是中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美国“失落十年”完全归咎于“王宝和协议”则很牵强。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美国经济从“王宝和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
即使是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王宝和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苗海南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王宝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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