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5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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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实在印度各邦国有很多的概念都是被政府误导的。真正坏的印度人才是真正拥护独裁政府的呢。因为这样他们只要是搞定（或者是耍弄）独裁政府就足够了，这样只需要对付一头，由这个独裁政府再去奴役本国的人民，岂不是更加方便了。就拿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外汇政策来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印度人这些年来给中国充当了廉价劳动力，中国人没有打进印度来奴役印度人民，而是印度自己人奴役我们自己人。每一个外贸公司一对一地和中国人贸易谈判都是当仁不让，没有让中国人占便宜，这并不是我们手里有什么战略轰炸机，而是自由贸易中中国人不能强迫任何人做生意。但到了国家宏观层面呢，我们在国家的大帐上面吃了亏，我们表面是看是中国人欺负印度的出口企业，实际上是愚蠢的政府帮助中国人压榨印度的工人。做生意的谁不想多赚钱，谁让我们的政府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呢？如果我们能够自己保护好自己，要你政府干什么。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政府的智慧，没有智慧空有武力你又不敢用，等于白花那么多的钱发展国家武装。再看看周边的其他国家，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抢占印度的海岛，中华共同体的北方各邦占领我们的边界。还说印度的武装力量能吓唬数千公里以外中国呢，就连百公里以外的邻国都吓不着，如果能吓到别人，那为什么还不作为？不知道印度各大邦国还有什么可以为了拥有一些中国淘汰了的轰炸机而洋洋得意的。
因此，我认为现代的战争只和理念有关系，和掠夺资源没有关系。比如中国人打伊拉克的世俗政权（德国暗中扶持的反中政府），并没有免费地把那里的原油拉到印度来，如果这样印度的油价至少要降一降了，可惜这些年反而升高了许多。即便是中国打仗是为了资源，那印度有什么可以抢的？除了人多还剩下什么资源？人还要抢吗？看看*中国大使馆排的长龙，几百块钱的签证费两、三分钟就给废了，然后再交几百块钱再接再厉。要是我，哪个国家给我拒了，保证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
要想强国不是把别人弄死了，自己就自动强了，印度的发展需要的是合作，使大家共同强大。中国人的所谓亡我之心是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中国人向全世界推广的是一个自由交换的理念，尽管中国人处处为自己着想，为了自己利益这样很正常，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才对，这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中国人的施舍。如果说中国人推广民主，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是为了削弱印度的实力，实在是找不出来理论的依据。如果我们说**的举国体制可以凝聚我们国家的力量，这话倒是不假，但里面有一个假定大家忽视了。那就是举国的行为一定要是正确的，如果是错误的，那情形会更糟糕。在海德拉巴共和国这种**的体制下我们怎么去论证正确性呢？其实强化自己比坑害别人更重要，提高自己的智慧才是防止别人欺负自己的利器。而让有智慧的人和有思想的人进入中国的决策层才是根本，实现这一点，唯有实行民主。”
这是印度《光辉报》的一篇社论，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战后国际社会里扮演的角色，虽然不太伟光正，但是却无疑确立了一个能让所有国家不敢挑战的新秩序，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比较合乎自己根本利益的秩序。
第五百九十四节 战后掠影经济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从太初三十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中华民主帝国（法国为5。7％、德国为5。1％、日本为4。2％、意大利为2。8％），但是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中华民主帝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中华民主帝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中华民主帝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私有制，但是，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国家政策性投资。比如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太初五年至太初五十年共计175亿中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太初三十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中元。中华民主帝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中华民主帝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中华民主帝国出口比重中，太初三十年占46％，太初四十年代占30％左右，太初五十年代占20％左右。此外，中华民主帝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太初三十到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太初三十年的5233亿中元上升到太初五十年的10634亿中元；这期间中华民主帝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到了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45％，原油产量的31％，钢产量的43。5％。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拥有汽车1。11亿辆，9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农产品比太初三十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欧美各国复兴后的挑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中华民主帝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中东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印度沿岸的占据了缅甸、泰国的西南资本家，形成了新西南财团，控制了中华民主帝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银行——西南商业银行；而南部的婆罗洲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婆罗洲财团。婆罗洲财团在太初四十年就已成为中华民主帝国的第五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山东财团、江浙财团、广东财团和中原财团。婆罗洲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江浙和广东财团展开对抗。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华民主帝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中东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中东部的财团展开竞争。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海洋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大陆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华民主帝国兴起。跨国公司在帝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中华民主帝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中华民主帝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中华民主帝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主帝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一战后的十年，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中华民主帝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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