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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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念，即英国的持续干涉及其对中国皇室权威的敌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这个国家。而那些深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将会同意中国的混『乱』局面——主要来自秘密会社及太平天国——由三个因素造成：英国人对清朝『政府』的敌意；鸦片问题；中国最近的三位统治者懦弱的『性』格及近乎不存在的影响力。
第28章 天京：最伟大的奇观！（）
西方媒体有很多理由对太平天国感兴趣。原因之一在于，太平天国的宗旨与基督教教义有一些联系。“在中国的太平起义（thetaepingrebellion）的早期阶段，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它充满希望，以为它将为商业事业打开一扇大门”。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组织的胚胎，是1843年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立的“拜上帝教”。它吸收了不少基督教的教义。有一种说法是，洪秀全等人研读的《圣经》，是米怜翻译的那个版本；另一种说法是，洪秀全等人从米怜的弟子梁发——第一位华人新教牧师——编写的《劝世良言》一书中寻找到很多灵感。
1865年6月出版的《商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讲述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并且创立“拜上帝教”的经过：
1833年，广州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洪秀全也去那里参加了考试。他在那里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他一套共9小本的《劝世良言》。给他书的这个人是一名当地的基督徒，同时也是叫卖圣经的小贩。这套书本身意在传播宗教信仰的知识，但是，因为它的写法如此冗赘并且漫不经心，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无法接受，普通大众也几乎看不懂。正是通过这套书，洪秀全第一次有了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印象。1837年，他再次来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又一次名落孙山。怀着沮丧和压抑的心情，他回到家乡。因为大受打击，他得了一场重病。他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日子。他的脑子里开始充满了奇怪的幻象……几年之后，他创立了拜上帝教（thesocietyofgod…worshippers）。
1844年，洪秀全和表亲冯云山等人到广西传教。6年之后，“拜上帝教”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并拥有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用《商人杂志》的话说，洪秀全等人之所以选择广西，是因为“广西人无视法律的『性』格以及当地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甚至于当地『政府』宁可接受这个叛『乱』『政府』，也不愿意去镇压它。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7岁生日当天，“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起义，立国号“太平天国”。两年之后，太平天国攻占南京。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后，有不少西方人进了城一探究竟。同时刊登在香港的《中国之友》、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阿尔戈斯报》以及《悉尼先驱晨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有位西方人惊讶地发现，城里散发了很多小册子，“其中一本是《旧约》（theoldtestament）的缩写版。整个宗教本着的是《旧约》的精神”。西方人还从太平『政府』颁行的法令中发现，他们要求信徒每天都做祈祷，“饮酒和抽鸦片都是不允许的”。
《悉尼先驱晨报》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位西方人在南京发现了一幕“当代最伟大的奇观”，即8万全副武装的人一起祈祷，“很多人对此可能嗤之以鼻，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变化”！
文章引述一位太平天国将士的话说：“他们（指清『政府』）说我们用了魔法。我们使用的唯一魔法就是向上帝祈祷。在广西，我们攻占永安之时，我们处于悲惨的险境，只有两三千人马，四面受敌，敌人兵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没有火『药』，补给品也消耗殆尽。但是，天王出现了，领着我们突了围……如果上帝要我们的天王做中国的皇帝，他就会成为中国的皇帝，如果上帝不愿意，他将会死在这里（指南京）。”
但是，即便如此，太平天国的一些作为仍让西方媒体颇有怀疑，“基督教的影响仅限于极少数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所不为，除了纯洁和慈爱的事情。他们的首领之一好像有不少于36位妻子，他们吹嘘说，他们在南京屠杀了25000名满族人，男女老幼皆不放过”。
《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批评说，太平天国的宣言和文件可怕地亵渎了基督教，其内容是滑稽可笑的。“中国人准备接受任何宗教，并将其与儒家哲学嫁接，这种嫁接方式就像英国的家庭主『妇』将马蹄铁钉在门上，或将三撮盐撒在她的肩膀上一样可笑。”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模仿基督教，是因为基督徒是胜利者，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一定会幸运，“他们模仿它，就像他们仿造我们的轮船，并努力做到外形相似”。
不过，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确曾考虑过与太平天国合作。
根据《墨尔本阿尔戈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记录，1853年3月太平军攻陷南京之后，第三任港督乔治·伯纳姆（georgebonham）的翻译梅多斯（meadows）受命前往南京了解详情。他到达苏州之后，当地清朝官员对他严加监视，尽一切可能阻止他获得情报。但是，梅多斯仍然成功地得到苏州道台发布的几道公文。文章写道：
这些公文声称，英国已经答应让清『政府』使用几艘战舰，并将尽一切努力消灭起义。据说，这个情报促使伯纳姆爵士决定造访南京。这个城市现在完全被太平军掌控。他想与太平军首领进行交流，让他们相信英国人将严守中立。
4月22日，伯纳姆乘坐“赫尔墨斯号”（thehermes）离开上海，沿扬子江驶往南京。他们曾在一个叫tautoo的地方登陆。“叛军三天之前到过那里。他们毁坏了所有的神像。有的神像还漂浮在水面上”。
当“赫尔墨斯号”正要在tautoo靠岸时，太平军占据的一座炮台向它开了火。“因为他们认为这艘船与清国水军是一起的。‘赫尔墨斯号’迅速离开了交战区，继续前行。途中，他们遇到了一艘载有两个人的小船，这两个人登上船，得到了很好的招待。次日，这艘英国战舰抵达了南京江面。南京的炮兵向它开了火。英国人请前一日上船的那两个人上岸传达了和平的信号，南京的炮兵很快就停止了攻击”。
而后，伯纳姆派了梅多斯等几个人登陆，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梅多斯还与一些太平军首领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成功地让太平军的首领们相信，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英国『政府』将严守中立的立场。
4月28日，太平天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造访了“赫尔墨斯号”。他还打算安排在伯纳姆在次日与『政府』首领见面。但是，伯纳姆最终放弃了访问南京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是“对叛『乱』『政府』的不合适的支持”。
伯纳姆派了由翻译梅多斯、舰长菲什伯恩（captainfishbourne）及其他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上岸作了解释。这个代表团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赫尔墨斯号’停泊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很多太平军参观了这艘船，他们极其渴望购买船上的物品，比如近期从海盗那里夺得的刀剑、雨伞等，太平军们很高兴地发现，拜访他们的人跟他们一样留着长发。一位年轻人还摘下了伯纳姆爵士的帽子……5月1日，伯纳姆等人乘船返回上海”。
按照1870年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的说法，伯纳姆之所以放弃造访南京，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某位官员对他说：
天父已经派我们的君主降临人间。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唯一真正的君主。他（指伯纳姆）必须承认自己是天王的子民。作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他不能这么做。因此，他本人没有和太平天国的领袖有任何接触就乘船离开了。
随着太平天国实力的变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尤其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前后，如何处理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成为英法等国最需要解决的外交难题。
为了让被臣下蒙蔽的清国皇帝知道“英国随时能够攻打中国”，英法联军毁掉了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顺从的『性』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29章 议院大洗牌（）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广州展开，时间跨度为1856年至1858年；第二阶段围绕北京展开，时间跨度为1858年至1860年。
1856年10月8日发生的“亚罗号事件”，被认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始。“亚罗号”是一艘在香港注册的中国人的商船。根据香港的法律，船只的执照每年都要年检，但是，在事发之时，“亚罗号”的执照已经过期11天。因为怀疑船上藏有海盗，并且参与走私，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了船上的12名中国船员。
英国驻广州代领事巴夏礼得知消息后，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令释放船员，理由是这艘船在香港注册，应该受《南京条约》的保护。但叶名琛以“亚罗号”是中国船为由，拒绝释放船员。英国人又坚称船上挂有英国国旗，广东水师的士兵侮辱了这面国旗。广东当局则坚称“亚罗号”没有悬挂英国国旗。而依据英国的法律，执照过期的船只根本没有权利悬挂英国国旗。
巴夏礼将情况向英国全权大使、港督包令作了汇报。10月10日，广州当局释放了9名船员，其余3名嫌犯仍被拘押。包令向叶名琛发出警告，除非释放所有船员，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发生此类事件，否则英国人将采取军事行动。10月22日，叶名琛释放了所有船员。他还给包令去了一封信，重申“亚罗号”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但他依然作出承诺，表示未来将慎重处理类似事件，水师将不会以不适当的方式登上英国船只。
两广总督的诚意并没有打动英国人。10月23日，英国海军开始攻击珠江上的堡垒。1857年2月26日，英国议员理查德·科布登在下院发表演讲时说：
从10月23日至11月13日，英国海军及陆军的军事行动一直在继续。珠江上的堡垒、虎门炮台等要地被占据，23艘中国水师船只被摧毁。广州市郊被夷为平地。战舰可能向城墙开了火。
科布登之所以发表这个演说，是因为他在仔细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发现，英军挑起的这场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他说：“包令是我的熟人，20年的老熟人。我并不是要跟他过不去，也不想跟任何人过不去。我希望『政府』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草率的决定，以便我们可以本着公正的原则考虑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事。”
科布登的演说引起下院进行了长达4天的辩论。最终，他的提议得到西德尼·赫伯特、詹姆士·格雷厄姆、威廉·格莱斯顿、约翰·拉塞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支持。最终的结果是，下院通过了谴责『政府』的议案。
在3月3日的辩论会上，曾经三任英国外交大臣并已于1855年当选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指责科布登的演说充满了“反英情绪”，“放弃了所有那些将人们与他们的国家和同胞连接在一起的这种纽带（指爱国感情），我不应该指望从下院的任何一个成员的口中听到这一点。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