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强国梦-第4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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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兴起的原因就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政治不满，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有分歧就有争斗，并逐渐演变成明末激烈的党争，这种局面形成之后，在党同伐异的斗争中就逐渐的变了味道，成了因人而争，因党而争，不是因事而争了，成了彻底的朋党混战。
此时的东林党正在急待恢复，是拼命的聚集党徒，扩大影响之时，朱万化的一系列作为正好合了他们的口味。
东林党的所有作为都停留在议论、党争上，没有做过一件实事。而朱万化没有参与任何党争，做的都是实际的事物，他的言论也是各种实践中的指示、命令和对于命令的解释。就是说：东林党务虚，朱万化务实，他们的虚实界限很分明，客观上成了互补的两股势力。
从理论上说，朱万化所做的一切，东林党人最容易接受，其绝大部分主张他们是重合的。对于朱万化主张的宪政中的几个核心政策中有一些他们就曾经主张过，比如减租减息，降低农民的负担，与民休息的政策。有一些因为牵涉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没有主张过，或者只是个别人主张，并非东林党的主流，如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但是，在朱万化的实践中，他们看到了效果，限制了士绅的利益，并没有剥夺士绅的利益，他们也是可以赞同的。对于以议会为核心的政权架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政权限制了皇帝的权利，一批忠君臣子不好接受。但是他们也不会像皇帝、皇族那样激烈的反抗，有一些激进的东林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圣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圣言摆在那里吗？道理完全可以讲通。搞一个议会，天下之事百姓说了算数有什么不好？何况东林党人完全可以参加议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有了说话的地方，不是很好嘛？
朱万化可不是一般的士绅，也不是党人，而是手握军政大权的督军，执掌着半个天下。东林党人鼓吹朱万化的学说，做的再好，再卖力气，他们也是配角、吹鼓手、抬轿子的轿夫！绝不会像旧的东林党那样，成为领袖，对此他们应该是清楚的。所以钱谦益之流的做法，就有了卖身投靠的意味了。
对于东林党人的投靠，朱万化认账吗？且听下回分解。
………第437章完………
第438章：朱万化主义（）
钱谦益是个公认的功底深厚的学子，他写出来的“朱公论政”也是文采飞扬，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条目清晰。以朱万化的言行为依据，从土地、社会财富、民生、农工商各业这些基层的经济论述，直到国家之事，民为重君为轻，以及议会、宪政等等都是全面的论述。他还对联省范围的各种治理给予评论，对于“朱公”大加颂扬。
仅以铁路为例，他不但列出促成铁路从无到有的朱公的业绩，还对铁路在国民运输中的重大作用给予分析，还具体的分析朱公规划的青西铁路对于天下的益处，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如何发挥巨大的作用都说的很清楚明白。
钱谦益洋洋洒洒的数万言，奠定了朱万化前无古人的高大圣人形象。无异于古代树立一个什么“子”，现代树立一个什么“主义”的作用，不妨叫做“朱万化主义”吧！
在明代，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达不到现代的高速度，东林党人著书立说的信息还是由中华日报传递过来的。其缘由就是钱谦益要求在中华日报连载他的著作“朱公论政”，并且是他本人来到青岛，带来了文稿，当面交涉。
中华日报报社原址在威海的刘公岛上，当时设在哪里是为了安全和交通便利。现在的形势变化了，在青岛同样安全，并且由于铁路的修建，青岛的海路交通均便利，为了报纸快速发行的要求，报社于崇祯九年夏季，迁移到了青岛。报社的迁移定然是要登报的，不然作者如何与报社联系？所以钱谦益也是知道的，他就径直来到了青岛。
钱谦益对于联省的了解认识全靠报纸上的信息，这一次他亲自到了青岛，借此之便他也游历了不少地方，无论是火车轮船的交通便利，还是灾荒年中不但没有萧条，反而农工商市面更繁荣，所有的这些都更直观的加深了他的印象。具体内容我们就不表述了。
钱谦益的文章非同一般，直接论述督军宪国公的言行，报社是不敢造次的。于是连同文稿就上报到了联省的礼房（新闻、宣传之事归礼房管），然后就逐级的呈报到了督军府。
如果不是这个过程，朱万化或许还要晚几个月得知东林党人的这一动向。
在朱万化的书房里，朱大典、朱万化父子议论的就是这一话题。他们父子见面越来越容易了，他们的书房里有直通的专线电话，因此，随时可以说话、见面，会面的地点可能在督军府，也可能在大都督府，偶尔的也在朱家巷的国公府。这几处距离都不远，步行也没有几步路。
书房的八仙桌上摆放着一盘切开的西瓜，父子二人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话。
现在是数九寒冬，竟然有西瓜吃！这完全得益于温室技术的推广。开封是联省衙门的所带地，达官贵人、富庶的人家自然不少。冬天的西瓜必然是高价的奢侈品，在开封城却不愁销路，做温室种植的定是大发其财了。
朱万化说道：“父亲，这个钱谦益也有意思，我说过的话多数还是日常的白话，很少几句文言，典故也不多。到了他的笔下，就成了出口成章的学问家了，四六骈文也不少，抑扬顿挫的还很上口。比如这一句‘朱公曰：私聚之业，神圣之如天地，无端犯之，则人神不容。’我的原话也不是这样啊！”
四六骈文也称作四六文，或骈四俪六。文章的关键之处，有很多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的句子，也像吟诗作对一般，对仗工整，合辙押韵，念起来抑扬顿挫的很庄重有力。一般多用于祭祀大典，庄重公开的场合。例如现代人熟知的“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就是骈句，文中的“者”字起到断句的作用，就是标点符号，用逗号代替是完全可以的：“犯我大汉，虽远必诛！”你读读看，很有力度的！著名的唐代王勃所作的“滕王阁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一下，那是很有气势的文章，四六骈句很多。全文从略，但是经典之处还是忍不住要引用一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句子多美！千古佳句！
鹜，读音wu，就是野鸭子。
“私聚之业，神圣之如天地，无端犯之，则人神不容。”这一句的原话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话已经不能算是白话了，但是老学究还是不愿意这样说。文言一般比较简洁，但是有时候也罗嗦，这句话就是不如白话简洁了。
作者借此机会也发一份感慨：我们说的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朱大典说出这样的话：“利用民间资本，开发农业技术，发展国民经济。”那乐子就大了，严重穿帮！这话看着没有毛病，可是三句话九个词个个都是十九世纪之后的词汇，明代人物绝对说不出来，除非是有意的调侃。在历史的长河中，汉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今天用的词，古人则完全不用。所以写到对话的部分就很吃力，特别是典型的老夫子人物，务必让人读起来像那么回事，可是还要让年轻人看得懂，半文半白的写着也很吃力，严格的说很多对话也是穿帮的，不要太明显就是了。例如“发展农业生产”六个字三个现代词汇，到了崇祯的嘴里就要说：“鼓励农桑”，这样说看起来就没有毛病了，其实还是穿帮，因为“鼓励”一词也是现代词汇。现代的人们离开了现代的词汇就无法开口说话了，这就像现代的将军们，离开导弹、电子通信他就不会打仗了。
。。。。。。
朱大典笑道：“文人嘛，做起文章来，就忘乎所以了，总要卖弄自己的文采。再说了，文人做学问，写历史也都是这样。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引用陈涉的话，陈涉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时陈涉只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的原话绝没有这么简洁精练，不过是黎民之粗话而已，司马迁写历史就要润色了，于是也就成就了陈涉的一句千古名言。
这位‘水太凉’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他的这部书应该是不朽之作，流传于后世也是经典啊！”
“水太凉”的典故，很多喜欢读书的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从简叙述几句，避免重复：
清军兵临城下，南明政权不保，当时钱谦益是南京小朝廷的礼部尚书，他的小妾柳如是（名妓）劝他投湖自尽。钱谦益试了试，说道：“水太凉！”后降清。
朱大典对于明清交替的这一段历史已经读的滚瓜烂熟了，这些故事他当然知道。但是，这些故事也不会再发生了。
朱万化说道：“在中华日报发表钱谦益的著作对于天下之势还是有用的，现在我们需要这种理论，也需要树立权威，对于我大明走向宪政是有利的。但是，在有些时候，过于神化，过了头的权威也会危害社会。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啊！控制不好就会伤人、也会伤到自己。”
朱万化的这些话，到不是多么的伟大，而是后世经验的总结。
朱大典肃然说道：“我儿能在盛名之下保持清醒，实在不容易啊！有你这份清醒在，我相信不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层我儿也要想到，文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他们在百姓中影响很大，特别的是这一批东林党人，钱谦益就是他们的领袖。引导得法是我们的助力，稍有处置适当之处，危害也不小啊！”
朱大典是老于世故的，对于大明的文人、官僚们，他知之甚深，对于这些人的确不能等闲视之。
“父亲教训的是，我记住了。东林党人刚正不阿，与魏忠贤等阉党的斗争也是可歌可泣的（死了不少人），但是他们陷入党争之后往往忘记了求真求实，变成了对人不对事，这就失去了求真的本性。从这点说，我们还要引导他们走向正途。特别是我们的议会制度，如果把议会变成了党争的论坛，他就适得其反了。”
朱大典说道：“议会不能避免党争，但是要禁止同党伐异，所以就要立下规矩，这也是未雨绸缪啊！”
朱万化说道“是的，议会不能禁止党派，也难免有党争，确实要立下几条规矩，避免党同伐异。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解除议员直接参政的权利，议员绝不允许有其他的职务，政界、军界、工商界都不允许，必须是纯粹的议员。家里可以有产业，但是议员本人不得经营。议员若寻求其他的职务，就要辞退议员的资格。”
朱大典说道：“这些规矩，要发布到报纸上，让百姓们人人都知道。也不要怕多次重复，还要写一些分析的文章，解释这些规矩的作用。”
在现代，我们曾经听到过当选的人民代表有这样的感言：“我在本职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那是应该的，组织上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让我当上人民代表，我一定要。。。。。。”
说这种话的人，可以是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