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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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表示，这些零星但持续的努力在六州造成显著的改变。到了1985年，12位参议员中竟有六位反对约旦军售案；7位反对新沙国售武案。众院中支持援以者也增加了一倍。
但该会在洛基山、草原带和东南部的表现相形见绌，但在若干重点州如弗吉尼亚，却颇有进展。该会甚至向宿敌大献殷勤，如北卡罗来纳的赫姆斯参议员。1984年该会力图打败赫姆斯不成，于是为其安排耶路撒冷之旅。稍后该会宣称赫姆斯“深为动容”，不仅逐渐同情以色列，偶尔投票支持该会。
该会的政策在其他几个重要方面也有改变。在共和党保持参院优势的六年期间，该会逐渐突破党派界线，愿意帮助共和党议员，也愿支持非犹太的议员对抗犹太人。这两点反映出游说活动的新作风，却也增加了盟友间的不愉快。某些民主党籍从政者习于该会亲民主党的传统，对亲以游说集团出钱支持共和党参政者一事怒不可遏。例如1982年密苏里的自由派民主党员，也是犹太人的人州参议员伍兹，向现任共和党参议员丹福斯挑战，美犹公共事务协会竟然要求犹太社区支持丹福斯，因为AWACS案他投了反对票。“前些年，你会毫不考虑的支持我们自己人”，该会一分子表示：“但是，只因为伍兹是犹太人而丹福斯不是，并不意谓你就得支持伍兹。这点对犹太社区是一大考验。支持你的盟友，必可获得回报。”
美犹公共事务会玩弄金权游戏的手法，也反映出游说活动的新趋势。办事人员强调，该会并非政治行动团体，而是公共事务委员会，他们不负责筹募竞选捐款。但是许多犹太的社区领袖都坦承，该会要求80多个由犹太组织或社区团体组成的亲以公共事务会，为友好的候选人募款。大多数的亲以公共事务会从名字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通常命名为全国公共事务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佛罗里达国会委员会、赫德森谷委员会或圣路易改良政府会等，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纪录，这些亲以团体在1986大约捐出400万元给候选人。
美犹公共事务会对国会每次投票都留有详细纪录，并把正反方议员资料提供给亲以的公共事务会。该会唯一关心的是美国对以政策和影响以色列权益的事，对与犹太人相关的事情倒不太在意。前者是该会“惩恶扬善”的绝对标准。与其他亲以团体连锁式的指挥系统也有助于该会发号施令，因为该会的领导人与成员中有不少人便是亲以公共事务会的创始人与会长。例如阿米泰是美犹公共事务会1974年到80年的执行长，目前仍为该会执行委员。他也是第二大亲以公共事务会——华盛顿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财务部门负责人，他出版一份通讯，报导那些参议员是以色列的“忠实拥护者”，那些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最差劲的”，如华盛顿州的伊凡斯。
该会权势日增，可从其惩治政敌的能力看出端倪；1982年时其头号大敌为芬德莱众议员，他是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员，已连任了十届。该会攻击他是巴解首领阿拉法特的朋友。根据戴恩的说法，后来击败芬德莱的民主党员杜宾，其竞选经费有90％来自犹太人。1984年，犹太公共事务会所募320万元中有40％捐赠给出面对抗五位共和党的民主党候选人，那五人支持AWACS机售案。
该会人员毫不讳言1984年的首要箭靶为伊利诺伊州的裴西，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该会视其为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亲阿拉伯人士。犹太公共事务会捐给裴西主要的民主党对手西门274144元，后来西门获胜。此外，加州犹太商戈兰还花了100多万广告费专门打击裴西。裴西在一项控诉中指责戈兰接受美犹公共事务会前执行长阿米泰的指挥，但是，却遭到该会和有关人士的强烈抗议。
不过政治运作得太过火，有时也会造成反效果。沙国军售案于1986年5月6日进行参院表决时，该会主要盟友波希维兹参议员在投票中把两位共和党人——得州的菲葛拉姆和华盛顿州的伊凡斯叫出会场与戈兰见面。戈兰曾投下100万美元，击败裴西。在那次表决中，售与沙国的武器仍包括毒刺防空导弹，戈兰暗示伊凡斯：沙国可能会将这批武器交给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伊凡斯和葛拉姆不理会戈兰的威胁，双双支持沙国军售武器。戴恩指出，这个事件令他们十分尴尬，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亲以游说集团好像专干这种事。”“事情糟透了，”戴恩表示：“对我们伤害很大，而且从头到尾，我都不敢苟同。我们跟戈兰毫无瓜葛，他一向是单独行动的。”
不过尽管出了这种意外，还是有不少参众议员认为美犹公共事务会的政治手段让人敬畏三分。整体而言，该会在适应华盛顿新政局——如国会权力的分散，草根游说的效用，两党联盟的必要，利用财力扬善罚恶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宣扬战果——的过程中逐渐茁壮蓬勃。这也正是新型游说游戏的典范。
零售法：一对一的交易
纯粹就理论而言，游说行为予人印象之不良和黑手党的阴谋诈骗也差不了多少，它让我们想起辛克莱牛肉糖业托拉斯的丑闻，或纳斯特石油强盗巨子的私室密谈，他们肥胖的身形在红色的背景中，凝成一团团厚黑的影像，它与雪茄烟酒的邪门歪道和以褐色信封递交的金钱有关，也意味着国会中的宠儿受制于大企业。不过，以上只是漫画中的讽刺，因为随着60年代争取民权和抗议越战等运动中平民抗争意识的觉醒和上扬，游说活动也起了大变化。
此外，旧势力的崩溃，新政客的崛起和竞选技巧的介入，也使情况变得愈发不同。
当然，仍有不少说客因循旧法进行游说，在骨子里，这种老式的游说是一种“内在政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说客是前国会议员、前白宫官员、前立法部门助理和前内阁官员。他们的游戏在老交际圈的配合下愈玩愈起劲。游说活动必须依赖个人私交的情分和由经验累积而成的专门技术，靠着老交情和热门路汲取消息，凭借共同的约定和信念办事，例如今年的课税案没有通过，那么就明年再来，又如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等。放长线钓大鱼，全凭关系好。
老式游说游戏的本质是“零售”法：一对一的交易。如斯特劳斯请托财政部长J。贝克（Jim
Baker）为其朋友在世界银行安插个职位；J。贝克与参院老同事的关说，使其委托人得以在某一税法案的过渡时期获得喘息机会；葛雷的一通电话，总统答应出席某一会议致辞，或同意邀请某一工业巨子参加国宴。游说活动有时还要与某委员会的幕僚长共进早餐，因他正在草拟一项复杂的法案。至于搞几张华盛顿红人足球赛的票或为米西的太太找工作等小事，就更不在话下了。一旦摸清门路，必能举重若轻，事半功倍。
“一流说客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交际应酬”，前议长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如是说：“他们知道国会议员每周要只身待在这里三个晚上，没有家人陪伴，于是就开口了：“一块儿吃晚饭吧！一块儿去看球吧！”不妨跟他们聊聊，交个朋友。他们不会老巴着你不放，只是偶尔会打个电话来问些间题——也许一年一两次。”
内线消息之可贵犹如金玉一般。就在1981年里根就职后没多久，美国市长会议执行长根舍从内阁助理处获悉，里根政府打算封杀分享步入的计划，该计划可拨给州郡市政府数十亿元。机缘凑巧，第二天中午，市长代表团将与总统共餐，就在餐会上，匹欧利亚、印地安那波利斯、丹佛和哥伦布等市市长向里根及其首席助理大力游说。结果该计划死里逃生，又拖了好几年才被删除。
“这些大部分都是直接交涉”，马修斯表示：“以奥尼尔为例，他要到某乡村俱乐部去打高尔夫（通常是烧树俱乐部），正要发球时说客就来了：“提普（奥尼尔的名字），我有话要告诉你，帮个忙好不好，不要推动税法案中州与地方税那部分。”你别以为这招不管用，告诉你管用得很。不论奥尼尔在周末碰到谁，都可能影响其情绪。
这些人平常并非无所事事，得把有关人士应酬的地点打听清楚，你以为提普发球时碰到的人只是不期而过吗？才不呢！高杆吧？”
这是标准的老式游说，身为老式的政治人物，奥尼尔的感情特别容易被这种游说方式左右。说实在话，没有那个政治人物不喜欢戴高帽子，这点正是老式游说的精髓所在。我记得1978年有一篇关于朴东孙的文章，他是韩国的说客，过去和奥尼尔走得很近，他害得好几位国会议员被起诉，罪名是违法收受外国人捐款。不过那篇葛瑞德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文章重点却在于：朴洞悉政治人物需要有被爱的感觉。
“朴利用其在乔治城的派对，和各种礼物去满足国会议员那种心理弱点。但这却不是只有他才会如此。”葛瑞德写道：
想想，一个从政者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国会席位，他满怀热情来到华盛顿准备接受欢呼，不料却被泼了冷水，首府的反应冷淡极了……自己的大名极少上报，除昨出了纰漏，或者刻意搞噱头引起新闻界注意。拆开家乡来的信件，尽是抱怨、需索、威胁之辞。
最近10年，国会议员的地位骤降，取而代之的是闪亮耀眼的新贵：电影明星、主义提倡者、摇滚歌星，甚至新闻从业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政治人物也无法免俗了——谁欣赏他们，便为谁效力。议员最受说客所垂青，他们时时感谢议员工作辛劳，加之以尊贵的身分地位。当他们以种种小恩小惠支持议员的同时，其他人却对议员争相指责，大加挞伐。
老式游说也靠着个人的影响，内线消息的承诺和某种特殊关系的暗示而大行其道。其实好些所谓权威人士的承诺全是鬼扯淡。
虽然没有详细的成绩纪录表，但是就连明星说客也不免战败，或是退而求其次。“以为那些玩家可以随心所欲操纵局势并且制定政策，全是欺人之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研究国会的知名学者欧恩斯坦说：“你虽然请到大人物撑腰，仍旧有输有赢。老江湖知道你聘用了勃格斯，但并不意谓你已买到胜利，你所买到的只是门路而已。不过，大概不会有人不愿见他，他是消息灵通人士，知道通盘作业的过程。”
欧恩斯坦的怀疑论不难理解，因为说客经常高估自己的影响力，不过他说说客无法制定政策也不尽公平。律师学会副会长可汉认为说客是否能发挥作用，端视事情曝光的程度而定。重大事项如MX导弹、环境法、投票权法案和税法主要条款“比较不受超级说客左右，因为这些事情是大众焦点之所在。”可汉的说法我想是正确的。“但是碰到比较不为人知的事情和法令的细部规定，可能就用得着超级律师和超级说客了。”
“一名好说客可以说是议员幕僚的延伸。”赖尔曼告诉我，他是精力充沛的卫生保健说客，也是前参院预算委员会的助理。“如果你是好说客，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