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口溜-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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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搭的什么桥？”我说。
“鹊桥。”李论说。
“鹊桥？”
“对。”
“你给谁搭的鹊桥？”我说。
李论眼睛像老鼠一样小心和警惕，然后去把门关上。他回到我身边，轻声地说：“姜市长。”
我如雷贯耳，震惊地看着李论，“你有没有搞错？姜市长的夫人去世还没满月，你就忙着给他说亲，当媒公，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李论嘿了一声，“我还怕晚了呢。现在想给姜市长说亲做媒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花团锦簇，争先恐后，就看谁走运。”
“我看你未必走运，”我说，“拍马屁也要看时候。姜市长如今悲痛尚在，或者说旧情未了，他是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另觅新人的。更何况，以姜市长的地位和个人魅力，根本不用别人为他牵线搭桥吧？如果他有心再组家庭的话。”
“这你就不懂了，”李论说，“姜市长有没有心，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心，这是我的事。”
“市长夫人的追悼会你没去，给市长介绍新夫人你倒很积极，你这安的是什么心？”
李论说：“我没去参加追悼会，是因为我在日本考察，回不来，这我跟你说过。正因为我没能去参加追悼会，所以我内疚呀，不安呀，所以我要将功补过！市长夫人的位置现在空着，就看谁把谁补上去。”
“那将要被你补上市长夫人位置的幸福女人是谁呢？”我说。
“事成之后你就知道了。”李论说。他像一个急着开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又突然回头，叫我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
我在李论的办公室呆呆地站了好久，像一个遭奚落的不速之客。我仿佛独自留在主人的房里，这比吃了闭门羹还难受。我本来是来讨债的，因为李论欠了我的人情，结果我反而成了要饭的——上任前信誓旦旦为我们村找钱造桥的李论，现在耍赖了，而且赖得趾高气扬。他推掉了我贫困的村庄连通金光大道的桥梁，却正在为一座两个人幸福的鹊桥忙得不亦乐乎——当我痛苦不堪地为市长夫人的病症和后事日夜操劳的时候，却已经有一帮人在为新夫人的人选鞍前马后地奔忙了。
已经瞑目的市长夫人，但愿你在天之灵，不要在乎人间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以为，天堂也有市长。
１１月１９日 晴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称，教育局副局长黄永元的文凭是假的，如果让这样的人当教育局局长，是宁阳教育的耻辱。
这封信像烙铁一样烫我的手。
我给秘书蒙非看了这封信。
蒙非说，匿名信可以不管它。
我说如果信里说的是事实呢？
蒙非说那要看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写这封信的目的。
我看着蒙非，不太明白他的话意。
蒙非说写这封信的人一定是黄永元的对手，或者说自己就是想当局长的人。
我说谁呢？
蒙非笑笑，说还能是谁，唐进呗，至少跟他有关。
我决定到教育局走一走。
教育局像一座冷宫。办公楼的墙壁上仍然张贴着“沉痛悼念杨婉秋局长”、“杨婉秋同志永垂不朽”字样的标语。我看到每一个进出此地的人，都头重脚轻，表情僵硬，这无疑是标语造成的后果。
…
顺口溜第五章上（5）
…
我对司机韦海说把这些标语给撕了。
副局长唐进平静地接待着我，好像知道我会来。
“黄局长陪外商到县里考察去了，局领导就我一个人在家。”唐进说。
“黄永元还不能叫做黄局长。”我说，“他只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长。”
唐进看着我的眼睛泛着亮光，嘴里却说：“他当局长是迟早的事，叫早比叫晚要好。”
“不会是看谁笑到最后吧？”我说。
唐进的眼球像卡在鸟屁股的蛋，出入两难。“彰副市长有什么指示，请讲。”他说。
我直言不讳，说：“黄永元副局长最后念的大学是什么学校？”
唐进说：“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大学可以走马灯似地读，谁知道呀。”唐进说。
“那你自己呢，读什么大学，总该知道吧？”
唐进一听，把腰杆挺直，“我当然知道了！”他说，“本人正宗的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货真价实的本科文凭！不像有的人，到某某大学去进修一年，回来把文凭复印件往档案里一塞，结业证变成毕业证，专科变本科了。”
“你说的有的人，具体是谁？”
唐进说：“反正不是我。”
“我知道了，”我说，“我可以翻翻你们局的干部档案吗？”
唐进说：“我们局领导的档案都放在组织部。”
“我并没有说要看你们局领导的档案。”我说。
唐进一愣，说：“哦，我听错了，没听清楚。我这就去把干部档案拿过来给你看。”
我摆摆手，说：“是我没说清楚。”
离开教育局，我在车上给组织部副部长韦朝生打电话，问能否把黄永元的档案给我看看。我原以为一个副市长要看一个属于自己分管行业的副处级干部的档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殊不知韦朝生在电话里明确回答不能。“彰副市长，按规定只有分管组织部的市委常委才可以随时调阅干部的档案，对不起。”他说。我说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黄永元是在哪一所大学获得的本科文凭？韦朝生迟疑了几秒钟，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一个分管科教的副市长，连一个教育局的干部读的什么大学都不能问吗？”
“不是这个意思，老领导。”韦朝生说。
“老领导？”我诧异地说。
韦朝生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你是杨婉秋同志治疗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那你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嘛。”
我说：“哦，你还记得。”
“是这样，彰副市长，”韦朝生说，“我这里的档案不方便让你看，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去看的。”
“什么地方？”
“职称办，”韦朝生说，“那里有每一个技术专业人员申报职称的材料存档，你有权力去调阅。”
我说谢谢。
回到办公室，我让秘书蒙非给职称办打电话，说我要看教育局班子职称申报的材料档案，包括已经去世的杨婉秋局长的档案，我也要看。
半个小时后，我需要的档案摆在了我的案头上。我的办公桌依然固执地坐东朝西，像一艘永不改向的航船，我像是船长。
我把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又各复印了一份，留下来，然后让蒙非把档案退回去。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琢磨和研究复印下来的文凭复印件，像一个文物鉴定师，鉴别着文物的真伪。
因为不是原件，我没发现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有任何的破绽。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凭是真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可是，杨婉秋的文凭怎么可能又是真的呢？她没有在东西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这点我可以肯定，那么她的研究生文凭和学位证书又从何而来？黄永元的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文凭上，学制写的是两年（专升本），他究竟是读一年还是两年？唐进的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文凭，学制写的是四年，但字迹模糊，是原件陈旧还是故意为之？他们三人之中，究竟孰真孰伪？
…
顺口溜第五章上（6）
…
１１月２０日 晴
黄杰林张开双臂拥抱着我，如同拥抱凯旋的运动健儿的本地政要或启蒙教练，无限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洋溢于他的眉梢和肢体。这是我就任宁阳市副市长以后首次与他的正式会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尽管我上任这一个多月以来，除了在广州的那些天，我每天都从东西大学进出，也经常从大学的办公楼经过，但是我就是没有上楼与黄杰林攀谈的冲动。
但今天我来了，而且来得迫切，像一个忘恩负义而又良心发现了的人。
三个月以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黄杰林把《Ｇ省公开选拔１４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公告》的文件轻轻地往我眼前一推，就是这轻轻的一推，把我推上了权力的擂台。我像一个中量级的拳击手，在擂台上打拼，公平地击败了无数的对手，登上了公告或规则中限制的最高的那一级台阶——宁阳市副市长。
现在，我正是以宁阳市副市长的身份，与东西大学副校长黄杰林拥抱后平起平坐——两个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又曾经是东西大学的同事、上下级，如今副厅级与副厅级，半斤对八两。
简单的寒暄过后，我对黄杰林说：“我是来谈公务的。”
黄杰林一听，左脸上一块特别放松的肌肉移动到了右脸上，一种愉快变成了另一种愉快，“请讲。”
我从包里抽出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递给黄杰林看。
黄杰林看着文凭，脸部的肌肉慢慢收紧，然后静静地看着我。
“请问，杨婉秋的这张文凭是不是东西大学发给的？”我说。
黄杰林缄默不语。
“杨婉秋在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间，根本不可能攻读东西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因为那时候我是该学科的惟一导师，谁是我的学生我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杨婉秋的学历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她的学历证书却是真的。请问，东西大学为什么要给她发这样的学历证书？”我继续发问。
黄杰林的脸忽然漾开一个笑容，他站起来，说：“走，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
十多分钟后，黄杰林驱车将我带到了毗邻东西大学校区的一片正在大兴土木的土地。
黄杰林和我站在土地上。他的手划着圈圈，说：“这是东西大学科技园，知道不？”
我想起为了东西大学科技园的立项报告，我所经历或饱受的耻辱，说：“我太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是建在这儿。”
“二百亩，知道不？”黄杰林竖着Ｖ形的手指，“二百亩啊！”
“是挺大的。”我说。
“宁阳市政府划拨给的，知道不？”黄杰林说，“姜春文刚当市长的时候，１９９９年就划给我们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基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说。
黄杰林说：“你知道就好，我们心照不宣，不用我跟你说什么了。”
“但是我要说！”我看着黄杰林，然后从包里把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掏出来，“这份学历跟这二百亩地有关，因为批给东西大学这二百亩地的是姜春文市长，而杨婉秋是市长夫人！”
“市长夫人已经去世了！”黄杰林说，他在提醒我不要为一个已经入土为安的人的历史揪住不放。
我说：“是，我知道，”我扬着文凭，“这份文凭对市长夫人已经没有价值和意义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样的文凭，东西大学一共发放了多少份？其他人有没有？”
黄杰林脸一横，瞪着我，“你什么意思？你把东西大学当什么啦？文凭批发部、专卖店吗？”
“这是你自己说，我没说。”我说。
“你想来清算东西大学，是不是？”黄杰林挽了挽袖子，“好，你来呀！欢迎，热烈欢迎！你才离开东西大学几天？啊？你人现在都还住在东西大学里，就跟东西大学造反？你现在究竟代表谁？宁阳市政府吗？宁阳市和东西大学是一个级别，你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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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口溜第五章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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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杰林越说越来气，像老子训儿子一样地训斥我。他掏了一支烟叼在嘴上，却东摸西摸也摸不到点火的东西。
我掏出自己身上的打火机。黄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