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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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好久了，这个期间他担任了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总之，在这段时期内，蒋和毛为了同一个总的国民革命事业正在平行的组织中工作。当毛在1927 年初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他的考察报告是送交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在他34 岁写的这份报告中，毛提出了他的预见，认为可以利用普通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能力来解放农民并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在武汉的统一战线政府里，他带头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国共分裂后，毛领导1927 年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被击败后率领残部进人深山。他因“军事机会主义”而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落选吕
毛在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学了不少东西；国共分裂后，他认识到武装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主要工作在共产党内的组织人员；事实上，正如莫里斯？ 迈斯纳所说的，毛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心，离一个绝对的列宁主义者还差得很远”。
毛的战略。共产国际反复申述，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它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方式，认为农民只能起辅助作用。然而，建立农村苏维埃根据地，早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想法。问题是谁把那种根据地置于比较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预先提出了很早以前本杰明？ 施瓦茨称之为“毛的战略”那种思想。毛离经叛道地声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深信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因此他甚至在共产国际批准以前就着手建立农村游击部队，并创立“苏维埃”（如托洛茨基所提倡的那样）。他以朱德为他的军事司令员，于1927 一1928 年冬退据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区，集合了约一万人，拥有也许可供2000人使用的武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区根据地，要同其他组成部分熔合起来——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来自农民大众的拥护，一支红军。毛在1928 年宣称，地区根据地必须有妥善的粮食供应的战略位置，最好是在两省之间崎岖的天然边界处。毛在那里集结了叛乱力量的传统源泉、即人力和粮食，使他的政纲在形式上保持正统的思想意识，尽管后来他还是免不了被那批来自上海的受过莫斯科训练的中央委员逐步排挤出中共的权力机构。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用了列宁1905 年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用过的方案。在苏维埃制度下，像俄国那样用纸面上出色的劳动法令优待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并给予比农民更多的代表权。红军作为政党的阶级部队，尤其享有特权。为了确立政治控制，他们既采取古老的农民起义方式，又以阶级斗争名义，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但他们并未推行当时俄国式的集体化措施。事实上，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不能够慑服其根据地之内和四周建立的所有苏维埃。有些富农和地主，为了同它和平相处，也组织了苏维埃。
国民党的逮捕和枪杀，迫使中央委员会于1932 年秋放弃上海，避到江西。蒋介石的头四次围剿，即1931 年晚期、1932 年5 一6月和7 一10 月，以及1933 年那一次，都被游击战术遏制住了。那就是把国民党部队引进山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孤立的部队。但后来到了1933 一1934 年，国民党得到德国人帮助策划，进行了有系统的封锁，并沿途设立碉堡，开始深人进犯苏维埃根据地。红军的阵地防御战证明是损失惨重的。在通过无线电获得莫斯科批准后，10 万名以上的中共人员于10 月间冲出他们在江西的防守阵地，星夜迅速转移，开始了“长征”。
只有到那个时候，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了同莫斯科的接触，并不可改变地必须在农村求得生存否则即告灭亡之时，那批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分子才不得不承认毛的领导地位，这事按中共官方历史记载是从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开始的。即使那样，如约翰？ 鲁所指出的，他们仍然还有几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他。外部的反国民党斗争通常总同党内的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那种党内斗争不仅牵涉到人，而且还牵涉到政策，因此，如片冈铁也所指出的，中共党史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工具”。幸存下来的毛，已经给我们写下了他如何进行斗争的经历。
玻安和战时的扩张。长征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不断遭受阻击的情况下，为时整整一年之久，行程达6000英里的一次撤退。詹姆斯？ 哈里森说，“毛领导下的那一群人共行军235 天和18 个夜晚，那一年平均每天大约走17 英里（如果不计休息期间，平均每天走26 英里）。”据毛后来说，“我们靠着两腿不断地走”，他们终于穿过了11 个省份，越过18 条山脉和24 条大河。经历了现已成为传奇式史话的千辛万苦之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和不到二万人的军队终于在1935 年后期抵达陕北，并于1936 年底把他们的总部迁到延安。这块干早、烈日暴晒、多尘的黄土地带由侵蚀而成的沟壑割裂开来，车辆难以通行，因此它就成为远离城市灾祸的自然环境，便于人们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平均主义生活。在延安10 年期间，毛给中共领导人树立了风气。在这离苏维埃外蒙古边界不远的西北地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新篇章展开了，这一次是为了抵抗日本。
由于全面抗日运动将有助于达到双重目标，那就是使日本不致进攻俄国，使南京不致进攻中共，所以难怪中共和共产国际在1935 年8 月初要呼吁在新的统一战线内进行全国抗日了。这时中共提出要和它的大敌蒋介石合作；但蒋对这项建议置之不理，直到1936 年12 月，那些迫切要求攻打日本侵略者而不愿打本国反叛者的东北军，以惊人的方式在西安把他绑架之后才有所改变。周恩来奉俄国之命出面调停，使蒋委员长获释，当时蒋成为全国抗战运动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同其后国民党政府力求镇压共产党叛乱一样，在战略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输问题。在这两方面，现代化军队的较高攻击力量只有通过交通网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日军在华的头一年半是铁路线上的战役。日本人先通过平沈线运进部队，然后从天津南下，并从北平沿铁路干线分别向南向西挺进。他们窜犯了山东和山西二省。他们从上海沿铁路推进到南京，并溯长江进犯武汉。
日本的战争机器攻城略地，虐杀掳掠，焚毁村庄，轰炸自由中国。这些行径激起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约有1400万人应征人伍，家庭被拆散，既得利益被摧毁——大片大片土地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了。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蒙受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因而对于接受革命的行动纲领有了思想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北平附近战事的爆发，导致国共双方第二次适合形势需要的合作，这是一次在爱国热情气氛中开始的不稳定的武装休战，但不久就恶化了。当时共产党人满足南京方面的要求，答应拥护孙的三民主义，不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放弃用苏维埃的运动方式斗争地主，使它的地方政权民主化，并把他们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借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乘机扩张中共的势力。
这一扩张过程首先是军事方面的。1937 年，红军名义上归中央政府领导，改称八路军。它的部队推进到四周环山的山西省，并由该处挺进到华北平原。抗战第二年，共产党人将其原留长江下游地区的余部组成新四军，并将他们的组织扩展到沿海省份山东。他们所组织的作战根据地，集中在省与省之间较难进入的边界地区，首先是在1938 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该区后来约有2000万人口。到了1941 年，原先捻军于1853 一1868 年在那里造反的晋冀鲁豫边界地区被合并为另一个这样的边区，人口可能有3000万。到战争结束时，据说已有19 个根据地，大都称为解放区，总人口有7000万至9000万，受大约200万民兵以及号称有91 万的共产党正规军的保护。
国民党政府从未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地方上占支配地位，因此无力阻止这种扩张。它的现代化部队忙于阻挡日本在湖南稻米之乡这类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其所受训练是进行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蒋介石的军队还受到中国军事传统的限制，严重脱离人民。
综观中国历史，凡是武装起来的民众总要危及原有的秩序，而士兵则总是受人鄙视，始终愚昧无知，由长官滥施调遣，当作雇佣军被收买或出售。军队一向蹂厢农村，残害人民。受政治理论灌输的军队是近世中国的新事物。国民党使它的军事机器现代化的典型做法是：使它新的爱国军官在社会上享有威望，给予农民出身的士兵以新式武器和训练；但尚未达到向普通步兵进行思想教育，要他们与农民友好相处并为农民而战的程度，因为这样做就成为革命的了。毛和朱恰恰为了这个原因从一开始就训练部队成为人民大众的保卫者。这意味着部队要为取自人民的物资支付代价，要帮助住地的农户，要使八路军成为人民的朋友。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依靠民众的支持。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00一公元前235 年）的话：“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人由于深人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余地。
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友爱无间的感情，意味着他们能够大部分省掉中央后勤机构的种种现代设备。利用当地的民工和情报网，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分散他们的军事组织。这就使八路军能够作为一支分散的机构部队进行作战，出没在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后面人口稠密的乡村。
查默斯？ 约翰逊论证说，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国领导阶层的真空。随着日军的推进，当地的政客首先闻风而逃，有时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权方面。于是当地就出现了新的领导人，有时地方上的教师变成了游击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识分子，即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卷起铺盖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效法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于为拯救被压迫者的正义事业同忠实的战友担当一切风险。华南华北都有爱国志士迁居他乡，但在西南大后方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学生们成为国家未来技术发展的象征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学里勤奋攻读。在华北的边区和解放区里没有大学，他们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干部。在统一战线初期，共产党地区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渴望采取行动的理想家。
组织起群众的支持。在土地政策方面，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并重分土地的方案，改为赞成减租。这不过是实现了国民党在1930 年颁布的将田租限于收获的37。5 ％的法令罢了。在很普遍的情况下，仍让地主保有土地，保证给他们减低了的田租，并允许他们参加当地选举，因而并没有大批有产阶级从共产党地区外逃。共产党人不再实行他们以前的苏维埃制度，宣布举行所谓三三制的直接选举，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1 乃，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