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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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未开发地区，有它人口较稀的优点。它的50 万平方英里土地（包括北京以北多山的省份热河），合中国本部面积的1 / 4 ，但据1900年估计，人口只有1700 万。它以后人口的猛增，是由华北的农业劳动力移居所致。
当日本在1931 年霸占满洲成立傀儡国“满洲国”时，它占有全中国贸易的1 乃。大豆贸易和煤铁向日本的出口，使大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港口。但这仅仅是个开端。日本人很快发展了交通运输网，改革了币制，为战略目的推进了工业化。他们在占领东北的14 年期间，投资约2O 亿美元，按日本的财力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除大约日义刃英里的铁路外，满洲还有大约6 万英里的公路。大连、长春和沈阳都成为大城市。煤的年产量达3000万吨。沈阳附近的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 万吨钢。在一个有效的煤铁联合企业的基础上，兴建起了许多大工厂，其中有生产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的工厂。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超过了中国其余地区的总和。
与此同时，中国本部的纺织业和轻工业集中在上海以及如天津这样的少数通商口岸和沿长江的城市。这里，中外资金和企业经营能力加上廉价劳动力，产生了带“半殖民地”色彩的中外合营的现代经济。国民党中国的棉纺厂、缥丝厂、小造船厂、水泥厂、罐头食品厂和卷烟厂，合起来还算不上一个重工业基地。制造机器的工作母机仍然缺乏。最近似当代苏、德、日那种经济计划的，是一个在纳粹指导下发展军火和军工生产的计划。
金融和财务政策。中国旧式的“土”银行（钱庄）是地方性机构，通常是合伙办的，设立的目的在于经手钱款——放款、储蓄、汇款或兑换——但并不从事生产性的投资。虽然钱庄组成同业公会，但它们是分散的，是一种小规模私人经营的形式，主要用无担保的私人贷款来支援小商人。全国范围的汇款业务，曾由著名的山西票号及其许多支号经营。但在1911 年以后，这些传统的机构已经不行了。钱庄一般是在官方扶植下依靠私人联系的方法经营业务的。
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依靠治外法权的保护兴办起来，以周转外商贸易资金和经营外汇。到1936 年，中国约有33 家外商银行；其中许多银行发行它们自己的钞票。最重要的是成立于18 科年的汇丰银行，资本250 万港币。到20 世纪30 年代，它的实收资本达以2000万港币，储备金1 亿港币，资产总值10 亿港币。外商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们为外贸提供周转资金，以及在1911 年后保管从中国关税等来源支付外债和赔款的政府公款，还因为它们成了政客和军阀的私款存放库。从根本上说，外国银行的地位建立在它们对外汇和国际收支业务的垄断上面。有时它们竟持有上海白银库存总额的一半。
1905 年，清政府终于成立了度支部银行，发行钞票并办理现代中央银行业务。这个早期机构在1913 年变成了中国银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07 年成立的官办交通银行。在军阀时期，各省新设的银行往往发行大量迅即贬值的钞票。到1926 年，国营、省营和私营的新式银行增至102 家，其中大多数是商业性质的，经营短期债务而不搞长期投资。作为它们主要业务的一部分，这些新式银行开始用发放贷款和直接垫款来为政府筹措资金。
1924 年国民党开始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为国民革命筹款。中央银行首任总裁宋子文（哈佛大学1915年毕业生），是孙夫人宋庆龄和宋美龄（韦尔斯利大学1917 年毕业生，于1928 年嫁给蒋介石）的兄弟。蒋政府最初用恐怖手段向上海商界勒索了款项后，于1928 一1933 年间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以优厚的折扣把政府公债发给上海的中国新式银行界，取得了他们的合作。1933 年后在孔祥熙（他与宋霭龄结婚）任财政部长期间，南京政府除中央银行和1933 年设立的农民银行外，又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家政府银行都发行钞票，于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单独一个中央银行行使的任务就分摊给了这四家银行。现银流人通商口岸的结果，使大量资金集中在上海，从而在农村经济中引起通货紧缩。到了1935 年，这四家政府银行拥有中国新式银行资本和储备金总额的2/5，以及存款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样，在1933 年以前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领导下，南京政府在其头几年已经能够建立一个属于政府的银行机构，大大有助于政府的统一计划。国内公债和外债的整理，以及1933 年银两（旧计价单位）的废止，都是一整套计划的各个侧面，以便把经济的现代成分越来越多地置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到了1937 年，全国资金明显地集中在政府手里，为政府控制信用铺平了道路。
1935 年11月，得到英美支持的币制改革是建立现代银行机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已经加深了中国的经济萧条，并且正在吸走中国的通货，造成极大的危害。现在这一改革把全中国的银币国有化，从而停止银币的流通，代之以一种管理货币。外国银行即使享有治外法权，也被迫处于“必须”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地位。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统一并管理它的财政储备，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金了。这些储备逐渐从白银换成外汇。这样做是为了由国家来控制外汇，并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本国银行系统。四行发行的钞票代替了白银和其他钞票。在1936 一1937 年，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但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只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即货币经济集中的通商口岸发展得最快。对4/5的人民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农业贷款，以及政府或现代银行怎样能够代替农村的放债者。有些城市银行企图通过信用合作社把银行信贷引导到乡区，并转变人们把钱带到通商口岸从事经济活动的偏向。这事受到华洋义娠会的帮助，该会到1927 年为止在河北省设立了500 多个信用合作社。1937 年政府组织了农本局，试行过许多临时办法。但一般趋向于将银行的农村贷款用于供季节性的短期需要，就象旧式高利贷者的放款那样，而不用于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此外，官僚阶级控制了流经政府渠道的银行信贷，在地方上与地主放债者有许多共同的联系。
国家财政。国民党政府办事不彻底的性质，没有比它的财政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中央政府一开头就放弃了对田赋这一有潜力的主要岁人来源的征收权，让各省当局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南京为它的政权筹措经费的办法是向现代经济部门的工商业征税，它本来应该全力扶植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的，现在却反而要靠这部分经济来维持生存。
政府岁入约有50 ％来自海关（在美国约占1 ％ ）。第二项来源是对大宗消费品如烟草、煤油和面粉所征的统税以及官盐的专卖。这是递减征税法，削弱了低收人水平民众的购买力。官僚机构攫取财源的由来已久的传统继续存在，征收出口税就是这种办法的一个例子，它只是损伤了本国工业，并不能够资助它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改革就仍然是表面文章，并且事实上带有意义颇不明确的气氛。对地方贸易征收厘金的办法，终于随同复杂的银两制一道废除，币制也统一了。可是，要建立有效的预算制度或想把军费限制在某种范围内，都证明是不可能的。经常出现的赤字只好从四个国家银行借垫国家支出总额的大约1 / 4 来弥补，而这种垫款又成为公债发行于国内市场。偿付国内债券持有者的债款，不久就超过了为数巨大的对外债款，于是这些债款的偿付占了政府开支的1/3。
最后的结果是向穷人所需的消费品征税，来付利息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而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国内的生产投资和国外资本借款，都被这些反发展生产的财经政策所阻挠。在南京政府的这10 年里，农村经济也许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产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再加上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栽国力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现为官吏和政治集团控制工业和财政，他们操纵政府专卖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和机构，以营私自肥。
这些有悠久传统的“升官发财”的目标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财政体制，更谈不上冲破难关，实现一个真正能够自行维持再投资和工业化的过程了。他们并不利用政府银行的联合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向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把购人公债时你所享受的折扣算进去，利息高达20 ％至40 ％ ）和支付极其浩大的军费。这样，储蓄金额就流人政府经常开支和私人投机的途径，而国家的资金来源，即使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没有调动起来。
地方政府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行政从县向下分布，当时全国已增加到大约2 以犯个县。正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
在帝制时代，县官的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田赋、征粮、盐税、关税以及包括货物过境税在内的种种杂税。官吏从村民征来的这种税款，只有一小部分送到北京。每年上缴到京师的税款有固定的分配数额，有时可能要按北京的指示转交他省。但是在呈报的税收中，北京仅收纳一部分，可能不超过1 / 4 。总之，官吏要从中捞取一把，借以为生。知县这个负责收税的官员必须从他经手的公款中取出一部分，来养活他自己、他的税务工作人员和私人幕僚以及接济他的亲戚。
由于19 世纪的生活日益艰难，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易，少纳一些税款；于是小户农家就往往求他们保护，结果大士绅本身就成为非正式的税吏，他们收集老百姓的税款上缴官署，同时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还可能设有帐户去收纳佃户的田租，并得到当地县官下属的帮助，去胁迫欠租的佃户。这样，当地士绅和当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赋税，这种做法对国库并无好处，只会日益损坏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19 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期间，地方士绅在维持秩序方面也同样扩大了他们的作用：当时地方士绅主动动员团练，先是作为官方批准的地方自卫部队，接着在达到较高水平的军事化之后成为职业雇佣军或“乡勇”组织起来的流动部队，由士大夫将领个人招募、训练和指挥。曾国藩不过是这批儒将中最出名的一个而已。
士绅阶级在20 世纪起了分化。1905 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后，就不再出现有功名的士人了，同时新式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都聚集到城市里去生活。身居外地的地主势必多起来，乡下有文化的士绅起了变化，他们的数目很可能比以前少了。在军阀统治下，地方行政同农民生活情况一齐恶化。地主统治阶级不再是全国最上层的士绅，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训诲，他们变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狭隘自私。秘密会社如山东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上有产家族的工具，以保持他们免受地方民众的骚扰和官吏的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