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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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栽培成为擅长古文的学者和在京的文官，但在印年代成了地方将领，组织了有名的湘军，用逐步包围并动员各省实力的策略，沿长江中游镇压了太平军。这第一支近代地方军的军官主要是当地的士绅文人，他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凭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忠君报国的责任感以及对儒家社会秩序原则的笃信，来领导这些农民军队。曾和他的同僚在内战时期和其后的复兴建设工作中，都强调“人的本事”即才能和品格高于一切，认为这种才能品格一部分是天生的，另一部分可由个人忠于原则的精神培养出来。因此他们强调恢复科举制，作为选拔贤才的手段，并为此建立了书院，重印了经史子集。尽管有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并且可以明显看出外国人的商业势力，但这批复辟头目仍保守地死抱住以农立国的经济原则不放，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本。他们没有近代人关于壮大经济和或发展经济的概念，而是严正地反对追逐财富，轻视包括外贸在内的商业工作，认为那是不会生产的。更确切地说，他们力图向农民和官员提出勤俭和清廉的古典理想，以便土地生产的产品更易于满足人民和政府的需要。为了扶助农业，他们设法减轻长江下游地区的田赋（但如K？C？刘所指出的，并未取得多大成就），而并未设法减租或限制地主的剥削。他们设法修复必要的水利工程，但仍如前人一样，未能控制黄河。
印年代之后复辟以求中兴的工作因种种原因丧失了活力。复辟头目们有意识地想恢复过去的一切，而不是创造性地面对新的未来。他们不能充分发动他们的下层官僚，也不能应付西化过程中出现的专门技术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他们从事保守和复辟工作所显示的力量，恰恰阻碍了中国以革命的方式对于同西方的接触作出反应。
回顾“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由于“中”“西”二词在19 世纪是性质复杂的变项，因此，如果要使它们有助于而不是妨碍我们思考问题，那就需要仔细地解释这两个词。正如保罗？ 科恩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整个局势作出反应，“其中西方的影响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同许多国家的情形一样，外来的威胁最初唤起了维护传统社会准则的排外反应。但是，国内叛乱的威胁也是有传统性的。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当地的民生和权威问题作出的反应。它受西方的影响仅仅是表面上的，表现在它的伪基督教的性质上。“中国的反应之所以‘迟缓’，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还在于它所面临的一些异乎寻常的问题它顾不上对西方作出反应。”简言之，我们又碰到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重心在国内深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系虽在其西方创造者的眼里显得很重要，但对中国人民甚至统治阶级来说，在长时期内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项中占边缘地位的事项。
然而，这次大叛乱也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把财政和军事上的主动中心从首都转移到了外省。北京同那些最富饶的省份的联系被切断时，当地士绅的头面人物就不得不就地筹款招兵来平定叛乱。在士绅领导下的这种地方军事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其结果之一是地方贸易税开始与田赋竞相成为政府的经济命脉，而个人统率的地方部队开始取代了屏弱的朝廷官军。随着清廷的削弱，地方上的汉族士绅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这时期所设的新货物通过税主要是厘金（值千抽一税）。1853 年从长江下游开始，省方官员在国内商业干线上设立一些“厘金”卡。这种办法不久就在全国各省纷纷仿效，以厘金作为当地财政收人的一项来源，供地方部队军需之用。同时外国人主持的海关，开始给中央政府提供逐年增多的外贸税收，可以部分地用来维持军机处下面掌管外事的总理事务衙门。大乱洱平之后，各省和北京的新增贸易税收便可用于举办新的活动，来对付西方人侵者。
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19 世纪60 年代清朝中兴后数十年间，满汉官员中的首脑人物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加强中国的地位。这个“自强运动”曾由艾伯特？ 福伊尔沃克、刘广津（译音，Kwang Ching Liu）等进行过研究。它是根据一条动听的然而错误的原则来安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佛是可以设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轮船、科学和技术来保存儒家的社会准则，而不是把它摧毁。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烂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便可进入现代。
自强运动
因此，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实上，实行不彻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实行西化，在许多保守派文人学士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
自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曾经粉碎太平天国的儒士官员，如曾国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这些人设立军火局，制造大炮和炮艇。他们支持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传播必须学用西法以谋自卫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启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国，在于仗其船坚炮利，没有希望赶走他们，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李的结论是，为谋自强，中国必须学会使用西方机器，而这就需要训练中国人材。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日本好斗的人来说，早在1853 年佩里到达日本之后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国的西化运动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在那几十年期间，日本正在迅速现代化，中国却毫无反应，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难处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为使中国人能接触西方学问，在17 、18 世纪约有80 名耶稣会教士把四百多种的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基督教的，约1/3是关于科学的。19 世纪初，耶稣教传教士印行了约800种读物，但几乎全部是宗教著作或圣经译本，主要译成白话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为对象。在19 世纪最后1 / 3 的时间里，曾国藩设在上海的军火局里有一名才华出众的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学者合作之下，译出了100 多种的科技著作，边译边编订出必要的中文术语。但是，所有这些著作的发行量有限，读过这些书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而它们之能翻译出版是依靠外国人或少数外事官员的主动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办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养通译人员的学院（同文馆），作为政府机构以训练年青人从事外交谈判。这所新的学院由一个美国传教士当院长，另有九名外国教授，它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激励和支持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学习外语的满汉学生。可是这一创新受到那些反对教授西学的排外文人的反对，为此必须大力加以辩护。辩护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错误的理由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国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中国儒士阶级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国旧学息息相关的。他们对西学的嫉妒之深，可从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这人叫容阂，于1847 年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海外留学8 年回国以后，等了几乎10 年才被曾国藩任用为购买机器的专使兼口译和笔译（通事与翻译）。容阂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见诸实施。1572 年他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120 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计划终于被放弃了。类似的态度也阻碍了早期的工业化工作。守旧派怕修建矿山、铁路和电报线路会破坏风水而引起种种问题，如惊动先帝陵寝，啸聚不逞矿夫，使船工和车夫失业，消耗政府税款，造成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人员的依赖等等。即使有李鸿章那样的维新人物能克服这种恐惧心理，他们仍然面临着缺乏经营技术和资金这类巨大的实际困难。大工程必须由大官主持，通常按“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受制于官僚主义。担任经理的商人仍在官署后台的支配之下。双方都捞取新公司的常年利润，不去进行再投资。从来没有进行过再投资，使自成体系的企业不断获得发展。
这样，中国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化一般都是流产的，尽管许多官办事业起初好像很有前途。例如，1872 年设立的招商局是接受津贴，承运长江三角洲的漕米供应北京的。自1415年以来，漕粮几乎每年都由大队漕船沿大运河北运。现在它们可以通过海路很快从上海运到天津了。为了供应这批商船队的燃煤，1878 年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平煤矿。为了运送那里的煤，1881 年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到了19 世纪末，这些互相支援的企业仍进展不大。招商局在官署后台、经理和雇员们的掠夺下，生意赶不上英国轮船公司。开平煤矿欠了外商重债，1900年被赫伯特？ 胡佛等人所接管。铁路建设被中国政府所忽视，1895 年以后由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提倡兴建。
中国工业化迟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特权和剥削所致，这个问题还有待公正的研究。当远东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19 世纪晚期加紧侵略时，日本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中国却越来越俯首听命，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肯定在于中国制度的性质，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比较软弱。
帝国主义与1898年的改良运动
从1860 到1900年的40 年间，中国越来越向外国的商业开拓和传教活动开放。外贸发展了，虽然它并未能使西方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的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表明不如南北美洲或英帝国新开发的土地。同样，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人过分自信，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为数颇少。
6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大力推进。天主教在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到1894年总共约有750 个欧籍传教士、400名中国神甫和5O 万以上的教徒。较晚的耶稣教（新教）到1894 年有1300 多名传教士，主要是英、美人，在大约350 个大小城镇设立了约500 个据点，每处有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