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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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是全总党团的,我是中央委员,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我们都是中央的,你王明算什么。”他们反王明反得很厉害。但是问题就出在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
,“分裂党的中央。”罗章龙对此可能有他的看法。三联书店出了他的《椿园载记》,写他前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等活动。
1927年,毛泽东同他一起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以后这两位朋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湖南出了他的《椿园诗草》,里面有纪念何孟雄的诗,显然是另有看法的。
罗章龙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的。
据罗本人谈,是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对此事赞同的也好,不赞同的也好,现在还有些人活着,可以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最好留一个较完整的资料下来,包括罗章龙本人的资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讲过,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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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是错的。
我这里附带讲到罗章龙,因为,在新民学会里面,对建党,对党初期的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曾起过很大作用。
这次参观新民学会成立纪念馆,似不见罗章龙的名字。
还有易礼容,现在也过90岁了,他当时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早年曾一起活动十年之久。
新民学会的历史资料、人物情况非常值得研究。蔡博同志决心将他父亲蔡和森情况进一步研究清楚,以期写出更好的蔡和森传记①。
蔡和森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人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学习,他法文不好,就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他是党内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之一,比毛泽东接触得早一些,也多一些,后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编《向导》。还有一个张昆弟,益阳人,后来在洪湖牺牲了,那时湘鄂西的负责人是夏曦。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会里面,夏曦、郭亮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毛、蔡他们年轻。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到湘鄂西以后大搞“肃反”
,错杀了许多人,张昆弟、柳直荀、段德昌大批领导人都被错杀了,总之,新民学会成员的情况,关系重要的人,要注意研究。
在法国蒙达尔尼那次会议的争论,1921年1月新民学会在湖南开会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革命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一种是主张教育救国的,认为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要从教育着手,代表人
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191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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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生里面,在杨昌济这些老师的眼中,萧子升是第一个人才,毛、蔡可能还稍次一点。
萧学曾国藩,经常正襟危坐,古书也读得很好,左手也能写字,本事很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学会成立时推他当了总干事。到了法国以后,他把“革命”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要走所谓温和的道路。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官僚,长期寄居国外,据说是70年代中在乌拉圭死的。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我同毛泽东一道行乞》,谈他们游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
湖南人熟悉的还有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这些人没有参加革命,后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附带讲讲教育救国、改良主义问题。
对这些,我们过去批判、否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延续性,总是要有人做的,社会要发展下去,不能中断,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教育也不能一日中断,社会生活必须有教育。教师传授知识,教怎样做人,对于革命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天下就只有两家,像小孩看电影一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革命的最好,不革命统统不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之极端。新民学会70多人,有3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余的就是走教育救国或以教书为生的道路,这当然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里面最坏的不过熊梦飞、易阅灰两个人。所以这个团体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值得大家来研究。建党前,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有争论。
我看这一次的纪念文章,对当时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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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能相对地搞清楚,不可能绝对地搞清楚。几个人经常交谈,互相绝对信任,经常商量事情。
即使原来没有叫小组,后来也可以加上个小组的名称。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就行了。至于建党之后,党与团的区别那是严格的,当时叫做“大学”
与“中学”。
再讲一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意见,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织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有。也谈到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早期最佩服的是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王夫之、谭嗣同对他也有影响。杨昌济学贯中西,讲究实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以身作则的好教育家,一生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情文并茂,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今天读来,仍有教益。文章说:“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
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
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
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这样辩证的知行观,是他毕生的宝贵经验。杨昌济的教学精神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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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学会这批人都受杨昌济的影响,受杨昌济的求学、问难、做人、立身、处事和爱国的影响极大。还有曾国藩,那时湖南人(当然不止湖南人,陈独秀也如此)谁不佩服曾国藩?毛泽东在当年的通信中,就表白过他对曾国藩由衷的敬仰。曾国藩是效忠清廷的打手,集儒法权变于一身的角色,他用思想、用学术(所谓大本大源)征服人,他把太平军消灭,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讲上帝教,毁孔庙,曾国藩就用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做动员口号。我们大革命时也很“左”
,也是砸孔、砸庙的,搬菩萨的,厉害得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左”的东西,(长沙街上贴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标语)现在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经过了修改的,当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尤其在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
,不“左”是不可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受“左”之害,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于革命奋斗之中不无关系。革命人物又多急功近利,总想超越历史,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在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什么晚年搞了“大跃进”不算,还要搞一个“文化大革命”
,演成党和国家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呢?
追溯一下思想来源,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使他早年的思想和思想的初恋,到晚年还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返祖现象”吧。在他早期的思想里面,吸收的不仅有那个时代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中国的东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从孔孟到颜习斋、王夫之等书本上的东西,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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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习俗上来的,以及从广大群众意识,特别是农民意识、农民战争那里来的很庞杂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这些人身上都有反映。
一直到他的晚年,这些早年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这些是题外的话了。我们研究早期这些人物思想的时候,还需要把人物的中期和晚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不能完全说明问题。50年代我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时,如关于曾国藩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我有意识地回避了;1980年修订再版,才涉及了这一点及其他有关的思想资料。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有有形的影响,有无形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文字上的,有些影响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研究新民学会的现实意义,他们那一代人当时从讲究做人出发,到立志救国救民,他们所做所想的,他们的言行等等,对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
最近看到2月15日的《世界经济导报》,上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今天仍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况。六七十年以前,毛泽东、蔡和森等所处的国家危机情况同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情况,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但是有一点还是基本相同的,就是中国还是落后而贫穷的。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4。
7%,1980年下降到2。
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占日本的14,1985年下降到1B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美国超出中国36800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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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后两方面,我们同西方、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危机感主要属于这个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谈到最近确立的沿海地区战略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这种危机感应该让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理解。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的种种问题。
有人提出教育危机,人才外流,“读书无用”。读多少书也搞不成一个万元户嘛,搞万元户不一定读很多书嘛。现在不少的大学生讲实惠,耽于玩乐、吃喝、过早恋爱之类,这种情况值得忧虑。我们应该唤起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尽管今天中国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