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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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仍然很谨慎，不过在2001年1月2日与克林顿会面时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巴拉克：“我接受你这几条，但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些看法。同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有一些我们必须尊重的看法。”
这时巴拉克似乎已经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一点他私下里跟克林顿透露过。三个星期之后，克林顿告别政坛，也不再参与和谈，但是以巴的直接谈判在塔巴继续举行。塔巴谈判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哪一方拒绝了某一方案，而是因为以色列大选在会谈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巴拉克竞选时主张继续和谈，并授权发表巴以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宣布达成协议近在咫尺，这是从未有过的。因此，双方共同认为，随着以色列选举后和谈的恢复，尚存的分歧一定可以消除。”
以色列新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一上台，立即宣布塔巴会谈死亡，并宣布了他反对进一步进行和谈的立场。巴拉克之所以输掉竞选，部分原因是9月底以来暴力事件迅速升级，降低了他的和平倡议的可信度。其次在于阿拉法特，有人指责他策划了暴力事件，而且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进一步加以纵容，目的是为了对以方进一步施压，以便以方做出让步。但是，重新审视一下当时的形势，我们却发现事情更为复杂。
9月底，大家都知道沙龙计划要到圣殿山散步。阿拉法特专程到巴拉克家中拜会他，请求巴拉克出面加以阻止。但是，按照阿拉法特的说法，巴拉克说他也无能为力。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巴拉克说那是以色列内部的政治事务，这件事曾与巴方的安全官员协调过；他还说此事与后来爆发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深谙内情的观察家并不持这种看法。丹尼斯·罗斯在谈论沙龙散步这件事时说：“我可以想出许多损招，但是确实想不出比这一招更损的了。”考虑到沙龙素有反巴、反和平之名，而且局势又动荡不安，这一事件显然具有挑衅性。在这种情况下，沙龙的挑衅行为可以让他在大选中坐收红利，这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于是，9月28日，沙龙在一千名以色列警察的层层护卫下散了一小会儿步。第二天，游行以暴力告终。在后来的几个月内，暴力冲突不断爆发。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担任了一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确定巴以暴力冲突的原因。根据他所提交的报告，大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游行者遭遇大批以色列警察，双方形成对峙，冲突由此开始。“在西墙附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实弹驱散示威者，死4人，伤200人。”14名以色列警察也受了伤。根据米切尔的报告，“在大部分冲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过火器或炸药。”
到第一周结束时，6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5名以色列人遇害，好几个国际组织纷纷抱怨以色列军队滥用武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军队越来越受到右翼分子的控制，越来越忠于沙龙。他们为了引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暴动，故意滥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终止和谈，以色列的军队也就可以大举返回被占领土了。
不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我的想法是，既不要粉饰巴勒斯坦人，也不要为他们开脱在戴维营和谈失败以及暴力升级问题上的责任。两年来，这种暴力冲突已经毁掉了这一地区。我认为，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也同意，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期间铸成了大错，因为他没有能够做出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意的反应。但是，和谈失败和暴力升级的责任不能只归到阿拉法特一个人的头上，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消灭以色列的事业。
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真正之所在：尽管一般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却是根据这些看法制定出来的。到头来，我们的行为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更加众叛亲离，而美国恰恰正处在需要几个朋友的节骨眼上。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一名高级官员是这样对我解释巴以局势的：“以色列的历届政府始终是联合政府。这就变得激进党派的权力与地位不相称，并使得以色列受到定居者和主张‘大以色列’者的挟制。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犹太国，他们希望得到土地的愿望与建国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搞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或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强行干预，也可以把北约拉上一块干。但是由于美国的以色列…基督教院外活动集团百分之两千地支持以色列并控制着国会，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只想补充说，只要院外活动集团、国会以及白宫继续执迷不悟，美国人就得继续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扔到以色列人扩建定居点的工地上。这一政策只会充当暴力事件的“催化剂”，导致残酷的报复，后者反过来又会使世人对美国更加鄙视，而各方热切盼望的和平浪潮只会渐渐退去。
台湾
由于台湾问题牵涉到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1972年“对华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一直是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共产党政治。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一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的理想之地，仅美国公司就投资了近400亿美元。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也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时也是重要的对美投资国。除了实行资本主义以外，中国还大规模地开放了它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尽管中国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都大大地增加了。
乍看起来，美中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能够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那就是美国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干涉。
对中国人而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一个肃清半殖民统治残余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束中国内战的问题。在大陆，内战已于1949年结束。中国人把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外国干涉均视为一种对中国内政难以接受的干涉。如果我们在此打一个比方，尽管有点夸张，但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女儿在毛伊岛有一栋房子。毛伊岛俯瞰着毛伊海峡和无人生活的卡胡拉威岛。近年来，原先生活在这些岛上的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后裔掀起了一场夏威夷独立运动。设想一下，如果夏威夷独立分子占领卡胡拉威岛并宣布成立新的夏威夷独立王国，情况会怎样？毫无疑问，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军会被派去镇压起义。现在假定中国人要派海军到毛伊海峡巡逻，以保护新成立的夏威夷王国不受伤害，那又将如何？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的确发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每个美国人会多么愤慨。
2002年春天我在中国旅行时，所目睹的正是这种愤慨。每次与中国人交谈，人们如果开头不问美国人为何干涉台湾问题，结束时也一定会问。他们问，为什么美国想在一个纯属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上冒战争风险。究竟是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惹中国人生气的原因。
2001年4月24日，美国宣布大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4艘驱逐舰，12架反潜直升机，以及多达8艘的既能发射鱼雷也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价值达40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向台湾出售公认的进攻性武器。美台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美国将扩大台军学习使用先进武器系统的培训规模。此事宣布前数小时，中国驻美大使在午餐会上还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美国继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侵犯了中国主权，也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壮了胆。”这次对台湾出售武器，对台湾（尤其是那些鼓吹台独的人）和台湾在美国的说客（包括密西西比州——所售舰只将在该州建造——民主党参议员特伦特·洛特和几个得到台湾大量好处的美国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来说都是大胜利。克林顿奉行与中国保持密切接触的政策时，这些说客曾经对克林顿推迟他们的对台出售武器建议感到心灰意冷。
更令人吃惊的是布什总统第二天所发表的评论。他说“美国将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即便是需要动用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帮助台湾自卫”。尽管中国将此称为“公开的挑衅”，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台湾军方的高级将领又对美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访问，“非正式地”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美军对台军的训练以及与台军协调的规模也得以扩大。
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激怒北京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完全违背了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的精神实质，而且很可能也违背了《公报》的条文。该公报是指导美中关系的三个关键性文件之一。在该文件中，美国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还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是美国首次违反该协议。1992年，当美国总统选举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老布什总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此种战斗机性能比中国大陆所拥有的任何型号的战斗机都优越），显然是为了巩固其在得克萨斯的政治基础，因为得克萨斯是飞机的生产地，同时也是为了拍那些反华的右翼共和党人的马屁。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最近已被改称为台湾院外活动集团。为了理解此中的一切，我们得稍稍了解一点历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的首选之地。“拯救”中国，在传教士们看来，就好比商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为点亮中国的每盏灯而提供煤油。我还记得小时候不时去拜访我所去的教堂资助的赴中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中包括亨利·B·卢斯的父母。卢斯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兼编辑，被西奥多·怀特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怀特还指出：“在卢斯看来，耶稣的意志和美国的意志是以一种最为简单、毫不复杂的方式结为一体的，而这两者的意志欣然接受了中国人。”它所欣然接受的中国人中有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1937年，《时代》杂志评选他们为“年度风云人物”。蒋介石是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曾设法松散地控制了中国各地的军阀，并开始统一中国。除了他以前的盟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顽强抵抗外，其统一大业还算取得了一定成绩。蒋夫人，即宋美龄，是宋耀如的女儿。宋耀如当时是中国最富的人之一，他通过出版《圣经》发了财。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还说服蒋委员长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临近时，领导中国的正是此二人。卢斯和传教士们也都站在他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