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电子书 > 浪漫言情电子书 >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

第6部分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6部分

小说: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李子云好像写文章谈到这一点。
    夏:他从延安出来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地位变了,被摆在领导者的岗位上。他这个人,内心里其实不是一个领导,只是一个演讲家出身。他也没有什么架子,但具体从生活上看,好像是领导,中宣部副部长管文艺嘛,再加上在左联、抗战中的抗协、解放后的作协,做实际工作的从来是周扬。
    李:在国统区,老舍也做过抗协的工作。
    夏:我是做跑腿工作。我在左联首先是做联络工作的。我在1932年的时候转到电影界去了,后来左联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后来说我一直在左联,这不对。1933年成立电影小组,我是组长。没有时间管文艺方面的事。管文艺完全是周扬了。因为周扬下面的朋友都不是搞文艺理论的,是一批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以及后来的陈荒煤等。所以说,一个人呀前后完全不同,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后完全不同,因为和1931年当时军事环境不一样,他站的地位也不一样。左联不同于地下党,党领导文艺不可以发号施令,发号施令仅仅在很小的圈子里面。那时他没有权的。抗战时也差不多,抗协也不存在发号施令。后来就不同了,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到1955年才免去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不过那时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解放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
    李:一般人好像都怕他
    夏:其实那时不是怕人,是权力问题。他可以安排你的工作,让编刊物、发表文章,当然很厉害。延安座谈会之后,中宣部的威信很大。
    李:我看实际上也是他的“左”令人害怕。
    夏:因为“左”是党的问题,党“左”了,他就“左”了。
    李:你看周扬对毛泽东是不是好像挺敬畏?
    夏:他是崇敬。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我们不是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关起来了吗?我关在秦城监狱。
    李:他也关在秦城。
    夏:同是那一年那一天,1975年7月吧。我是7月12号出来的。毛主席批了周扬一案可以从宽处理,那个时候的事情党史里面有的。毛主席1975年有两个批示嘛,一个是讲周扬一案可以从宽处理,一个是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讲对文艺要宽一点的政策。那一天,7月12日,专案组——我们那个叫“周扬专案组”,当时有许多专案组——管我的那个人来通知我,说:“你可以出去了。可以回家了。”我想,不管结论行不行。已经通知家里了,我就先回家吧。7月12日我就回家了。当时同时通知周扬,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再有一个星期可以写完。”这样,他写完了才出狱。我12日回家,他19日回家。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这不单纯是个人崇拜,可能是毛主席在延安重用他,对他有很大的教育。
    李:好像从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对周扬也经常有所批评,而且不满意。是不是这样?
    夏:记得有一年,大概是下去搞土改吧,大家都要下去,周扬可能不下去,毛主席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去押他下去。”他讲过这话,那是1952年。他对周扬不满意。我同主席接触不多。我看是主席最初还是对他满意,后来有了意见。
    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文艺报》的社论,这实际上是批评周扬领导的文学界。听说这个社论越过了周扬,由上面指示总编辑邓拓安排报社的人直接写的。起草人是袁水拍。社会发表出来后,周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是毛主席不满周扬在批判胡适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的工作,这篇社论是对他的极为严厉的批评。
    夏:那些年我本来一直在上海工作。1954年在中南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概是在9月。我在上海是负责文教卫方面工作,来到北京,一方面参加人大的会议,一方面参加文教会议。我记得周总理有一天找我和许涤新。总理叫我晚上12点以后去,我和许涤新等到1点之后,总理来了,同我们谈到很晚。总理对周扬有意见,那个时候他决定调我到文化部。总理不是对宣传部有意见,而是对文化部有意见。当时周扬当副部长,实际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部长是沈雁冰嘛。对周扬有意见,主要是行政方面。苏联顾问、戏曲改革呀,对这些方面的事情,总理有意见,便任命了好几个副部长,钱俊瑞、我。刘芝明,好几个,都是那时提的,总理不会无缘无故不满意,那就是毛主席有意见了。
    李:“文革”时你们都关在秦城监狱,在那里能见面吗?
    夏:不能。我也不知道他也在里面。有一次见面,不是在秦城时,是在去那里之前。北京大红门有个小医院,“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人都关在那里面,有一次偶然碰到。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关在秦城的。“文化大革命”时,他开始还没有抓走。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我先关在文化部,后到大红门。他那时没有关起来,他正在做手术,住在医院。他被关起来,大概是在1966年秋天或者冬天,不能见面。后来关到干校,一个六层楼的办公楼,一个小房间,关一个人,不能往来,看不到外面的人。
    李:从在医院见过之后,到出狱,中间再也没有见过吗?
    夏:没有,不可能见的。秦城你应该去看一看。
    李: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没有机会。
    夏:那里可厉害的。关在里面我什么也不知道,但外面监管的人知道。门上有个洞,里面的情况他全知道。
    李:“文革”之后你们见面是在1978年,1975年出狱之后难道没有机会见面吗?
    夏:可以见,但是不敢见,门口都有人看着。我回到家里后不敢去见。胆大的朋友,我在回忆录写到李一氓、廖承志来串串门。我知道“四人帮”被抓一事,就是李一氓告诉我的,不然我还不相信。
    李:“文革”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变化,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夏:“文革”之后他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倒是真的。也是受过罪的人哟。所以“文革”之后他讲人道主义,谈异化问题。那时我在中顾委,他也在。“文革”之后他倒是觉得过去“左”是不对的,一再道歉,胡风生病他还去看过。他让我一起去,我说我不去:你批过胡风,我又没有批过胡风。我没有写过文章批。
    李:好像没有注意到你的批判文章。
    夏:胡风被捕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是组织上让写的,巴金都写了。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写过这件事。
    李:你认为周扬后来向胡风道歉,是不是真诚的?
    夏:周扬与他们之间,主要还是冯雪峰的问题。胡风在30年代敢于和他顶,也是因为后面有冯雪峰。冯雪峰一贯袒护胡风的。
    李:周扬与丁玲有矛盾,我觉得也是与冯雪峰有关。
    更:有些事情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有些事情是奇奇怪怪的。我看你在《读书》上写过沈从文。
    李:是的,我刚刚完成一本写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关系变化的书。
    夏:解放以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没有沈从文,这个事情很奇怪吧。沈从文很有名气,为什么连代表都不是?当时我没有参加。大会是7月召开,上海5月刚解放,接管工作非常忙,我留在上海。后来文代会之后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谈到沈从文的问题。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我辗转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沈从文在1943或1944年的时候,给当时的《战国策》杂志写过文章,陈铨主编的,他写过《野玫瑰》。陈铨他们公开拥护希特勒的。这个时候,沈从文在那上面写文章,主要讲三K主义,这个你可以查出来。聂绀弩的杂文集,宋云彬、秦似的文章有批判他的。为《战国策》写文章,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写文章,因为我和他不熟,我不晓得,没看他的东西。聂绀弩清楚。聂绀弩背景是有的。
    李:聂绀弩年老之后,曾讲过他们当年对沈从文的批判也有过火之处。实际上,沈从文写的那篇文章,是同陈铨有所争论,有所不同的。
    夏:为什么周扬强调沈从文的这个问题呢?一是郭沫若在香港写文章痛骂沈从文。这篇文章当时我没有看,后来看了,觉得没道理。
    李:这篇文章叫《斥反动文艺》,是1948年发表的,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人的名字,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对他们后来的命运不能说没有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那时你正在那里负责工作,办《华商报》吧。《大众文艺丛刊》你管不管?
    夏:我不管,当时林默涵负责编。
    李:当时批沈从文他们有什么背景?
    夏:主要管文艺的不是我,我管统战。
    李:是不是乔冠华负责?
    夏:不是,是邵荃麟。这个事情后来的发展不谈了。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俟,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仅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
    李:你的回忆录还在写吗?《懒寻旧梦录》只写到1949年就没有了。
    夏:想要写,还没动手。
    李:1979年以后,你同周扬接触多不多?
    夏:后来来往不多,只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他来看过我。我那时住在南小街,我也去看过他几次。
    李:他最后对毛主席怎么个评价?
    夏:他还是很崇敬。他对两个口号问题认识到的最大问题是焦躁情绪。焦躁情绪大家都有哇,左联时期,受《联共党史》的影响。
    李:周扬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了许多人,他对这些问题有没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或者说反思。
    夏: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讲,从毛泽东思想来讲,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他是忠于的,是忠心耿耿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做过几次报告,讲这几个问题,像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问题,这点上他很强调实际领导艺术,有偏差,有不接受人的意见,他都做检讨。所以我认为他宗派不厉害。我对胡风也不了解,《人民日报》发表他的信后,里面提到我,对我还不算太厉害,那时我在上海。这一点上,周扬比他好一点。比如,我在上海华东宣传部文化部,周扬从来没有指示我该如何如何对待胡风。《新文学史料》上讲到,彭柏山到华东宣传部之后和我关系搞不好。我是地下党出身,我做华东文化部部长,下面一个人也没有,彭柏山、胡风、刘雪苇都在上海,都是冯雪峰的人。
    李:你认为在胡风冤案的问题上,周扬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
    夏:胡风的问题,周扬开始只是作为思想问题,没有想到作为政治问题。他批胡风时受不住,是因为上面有毛主席。这你知道。
    李:我了解一点儿。
    夏:他得告诉毛主席,不告诉毛主席怎么行?
    李:个人因素有没有呢?在反胡风、反右中,他整了好多人。
    夏:起还是起些作用。主要还是两个口�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0) 踩(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