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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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
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读。一次，她带回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忘了拿进屋去，丢在耳房的条桌上了，恰巧，被经过那里的叔父发现，便告诉祖父，说她看不规矩的书。祖父把她叫去骂了一顿，要她第二天拿去还给人家，永远不许再看。幸好，当时父亲不在家，免了一顿惩罚。祖父的斥责丝毫没有减弱她读书的兴趣，新旧小说仍然继续偷看。有一回，父亲寄给她两本《生活信箱》杂志，她误认为父亲的脑子变新了，便写信告诉父亲，说她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她被大骂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陈敬容听父亲这些话犹如耳边风。她一直相信，许多有“淫”、“盗”行为的人，恐怕未必读过这类书。
当时的作文，完全是语体文，陈敬容对作文课很感兴趣，每次总是交上长长的一篇。同时，开始写些短小诗文，用笔名“芳素”在学校壁报上刊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渐产生了反感，尤其是对唯我独尊，经常打骂妻子儿女的父亲更是不满。十四岁时，她曾坐上大木船，从家里逃跑，逃到万县，被父亲抓回，关了半年多，由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的劝说，父亲才退让，允许她跟随祖父的结拜兄弟的女儿到成都中华女中继续读书，并改名陈彬范。在成都，国文课教材普遍采用文言，连写作文也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周围的同学们也颇崇尚古风，看新书的人极少，于是新文学暂时与她隔绝了。但这却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丰富营养。高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学校让她顶替该校因病辍学的同学陈在琼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冲破关闭的生活
过了将近两年沉闷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时的英文教师曹葆华的来信，动员她出川读书，并且寄来了路费。她只身一人，跋涉千里，终于到了北平，从此便与家庭断绝了来往。
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继续进学校读书，只好自学中外文学，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其实是偷听），以后就靠跑图书馆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环境清幽，去阅读的人不算多，加上紧临北海公园，午饭后，就在靠公园那面的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再钻进阅览室继续学习，直到闭馆。从此，她有了充分的时间，自由地阅读，时而练习写作。丰富的中外文化宝库，培育了诗人多采多姿的艺术才华。
那时候，她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靠师友接济，所以居无定所，有时借住在学校；有时寄居友人家；也住过客店般的女子公寓和女青年会。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忧愁交织在她的心头，创作的欲望也在她的头脑中日益强烈。她的第一首诗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1932年），那时她还不满15岁，第一篇散文发表于1935年秋天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题名为《残叶》。以后，又在该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等处发表诗和散文。她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学得不错，1936年秋至1937年夏，又定期去一位法国女教师家学习法语，这为她后来从事英、法文学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她和朋友们一道回到了成都，1938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于战时情况，当时很难找到工作，生活的圈子又狭窄，干扰和压抑着她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她每天帮助师友翻译一些英国康拉德、美国爱伦·坡的作品。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文大都发表在成都的文学期刊《工作》、桂林的《文艺阵地》及新加坡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上。1939年秋，她同诗人沙蕾到了重庆，约半年后转赴兰州。
陈敬容的早期创作，以短小的散文为主，间或写些新诗。作品主要有收入《星雨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辑中的散文《陨落》、《驴夫》、《望子的归来》、《荒场之夜》等，其内容“多半是从闭关生活中发出的压抑而空间的声音”（《星雨集》题记）。
在兰州，她举目无亲，冷漠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四年间，她在“荒凉的西北高原上做了一场荒凉的梦”。离开了社会、朋友和同志，远离了文艺生活的漩涡，做饭、看孩子——简单而又繁重的家务劳动，吞没了她青春的岁月，即便偶有所作，也未曾发表。
1945年1月，她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毅然走了出来，先去投奔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当小职员的胞弟，住了一个月左右，求业无门，只好应两位朋友之邀到重庆盘溪艺术专科学校暂住，等待就业机会，生活上靠胞弟的一点接济。在盘溪借住了三个月，清贫而欢乐。那里的山岩、溪水、树木和草地冲淡了她的苦闷和烦恼，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写下多篇优美的诗歌和散文。这期间，她曾到附近的小学校代朋友教课，之后又去江北香国寺当了一段时间的文书。她与何其芳夫妇结为朋友，曾几次去曾家岩看望他们，何其芳夫妇在精神上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45年冬，她经朋友介绍到北碚文史杂志社工作。但因该杂志经费短缺，等待数月终未复刊。社长顾颌刚便将她转介到重庆文通书局任编辑。她的作品，主要在重庆《新蜀报》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散文集《星雨集》和《盈盈集》也是在此时编辑完成的。巴金审阅后，准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经费困难，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先后在上海出版。
这一时期是她创作的多产期。从《畜类的沉默》以后，虽偶而写些散文，但更专注于写诗。当她从荒凉的梦境中醒来之后，又疲劳，又兴奋，创作的欲望炙热得像火一样。《星雨集》中的第二辑，就在这时候写成。这一辑，“来自较开阔的生活”，是“比较自由和爽朗的歌唱。”正如她在《星雨集》中写道：
我感到一阵雨滴的洒泼——温暖而光明的，那决不是雨，而 是像雨一样落着的星光。
《星雨集》第二辑，共收散文24篇，《盈盈集》收长短诗71首，其中包括散文《石室梦》、《投掷》、《杜鹃》、《渴意》、《夜雨》及诗歌《自画像》、《向明天liao望》、《新鲜的焦渴》、《小儿女的哀怨流去吧！》等，虽然仍是自我的抒唱，但已不再是虚幻的梦了，诗人虽然还时时流露出对过去不幸的哀泣，而更多的是为青春、为生命的繁荣、为未来美好日子的歌唱。她试图从人民一员的角度，透过诗人所接触到的现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抒发诗人的彷徨和苦闷，以及她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
《自画像》是诗人自我的凝缩，也是她生命的希望的结晶。
带着感谢的叹息，
你有时抚摸自己的创伤；
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
“我爱生命”，你说，
“连痛苦也爱”。
你向光向爱投掷，。
如一只勇敢的飞蛾。
“太热了会烧伤自己”，有人讲；
但你是钢铁，也需要欢乐和痛苦
来锻炼——你需要大。
思考与探索是并行的。诗人的行程曲折而又艰难，这一时期的创作可归纳为两个字，即“渴意”。她说：“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这“渴”正是作者在新旧蜕变过程中对新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寻。
如果让我选择，我更爱作家的另一些散文，如《手》、《樱桃河》、《尼庵外》、《山村小住》、《黄昏的故事》、《火炬》、《希望的花环》等。这些散文使人感受到安谧、恬静、清新、质朴的气息，抒发出了作家对自然、对人生与艺术等各方面的感受，真实、感人。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她的心境不像过去那样焦灼、烦蹙了，使人感到更现实、更执著、更热烈、更深沉，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作家的探索和追求已开始跳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而与广阔的社会，祖国的命运连结起来了。《手》的结尾，作家写道：
大地，经你们摧残过的大地，又在茁生着新草，它仍旧是光明、美丽。
在《火炬》和《希望的花环》中，她深情而又欢快地呼唤着未来：
我的祖国啊，我祝福你用痛苦唤来的新生，并愿你在充满希 望的黎明里，永莫忘记长夜的痛苦。
1946年夏，她转调到上海文通书局工作。年底辞去编务，专事创作和翻译。在此期间，她参加过上海文协及进步文化界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等，并在《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和《大公报》（凤子、马国亮主编）、《水准》月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唐tao主编）和《大公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侨声报》、《联合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书评及译诗等。1947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交响集》（上海森林出版社）。
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