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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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起专业课我倒是挺来气。中国人写的书本，就是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难懂，并让人不知所云。这在计算机这个专业尤其普遍，你不知道他绕了那么大的弯子到底要干什么，或者他解释了一大段话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东西。刚开始我还很自卑，因为我很不容易看懂书上到底在说什么。等我看到打印机被他们用那么深奥的话讲出来之后，我气得都笑了起来。
由于刚开始我想考电子系，我竟然自学起了电路，还跑去听了几节课，一看就是混进羊群里的狼。后来，意识到跨系对我而言实在太难，才又老老实实地学起了本专业，继续干无聊的事。
最好学的就是政治了，简单呀，这个没用、流于浮面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从考研的必考科中去掉。不过去不去掉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学它总比再学一门数学少折磨人。我在大学时还替人自考过《政治经济学》呢，只看两个晚上就过了，挣了四百块钱。所以，这门课对我来说很轻松，《马哲》和《马经》学起来还得循点儿规则，因为有点儿原理。《毛概》与《邓论》就是说法概念大本营，这难不倒我，你咋说我咋记，简单如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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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与土匪认识的时候，我们都装作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我一直无法理解他的考研动机，按理说，他是北航计算机系的学生，已经是抓到了一手好牌，又何必再去洗牌？从精神层面分析，说他是想得到一种真知吧，但他又不是一个真性情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得到的解释是——为了丈母娘。这个解释好，这是白话水浒的解释，薛蟠的风格。合情合理，通俗易懂。
一个上午我在主楼106的教室遇到了他，那天教室里是满满的人，我推门一看，无处容身。这时我遇到两道明晃晃的偷天的目光，土匪一向用这种鸟眼神看人。这让他即使在满是人的教室里，也能被你一眼把他睃住。
我低着头往里走。我低着头往里走是有原因的，我一向信奉“低头婆娘仰头汉”这句话。就是说走路的时候扬头扬脸的女人与低头埋首的男人都是假正经。这句话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条真理。
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女生，进教室的时候仰着头，进教室的过程简直就是表演的过程。只见她在最前面，眺望各处，时而皱眉，时而微翘嘴角。如果是两个这样的女生结伴而来，这个过程还会延长，甲会指给乙一处位置，乙摇头。乙再指一处，甲又摇头，同时配以各种表情。等一个教室的人差不多都看到她们之后，她们才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不反对你风骚，可我讨厌假正经。这种假正经的姑娘我讨厌得要命，这种姑娘最好不要追，追起来难得要命，好不容易追上了，脱了衣服啥也没有，全凭一股风骚的精神与你周旋。
土匪示意我坐在他身边，也只有他那还有一个小空位，因为他长得凶。土匪不苟言笑，认真地演算着数学题，“沙沙沙”的纸笔声。
“土匪，我在你身边坐着你能学进去吗？”
“来吧，美人，尽管坐你的吧。”“沙沙沙”。
我看了一会儿英语，拿眼角瞅了瞅他。
土匪埋头，“沙沙沙”。
二十分钟后，我走了。
估计“沙沙沙”松了一口气。
说起土匪，我想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大一部分是谈她的女朋友。那时他表现得好像很爱他的女朋友，说他女朋友条件很好，满是赞美之词，以及得到后的满足。归纳一下，女朋友情况如下：
爹是富豪人很白 ，
硕士就快读下来 。
忠贞不二很丰满 ，
温柔听话又可爱 。
还说考完研两人结婚等云云。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女朋友。那天大雪，两个人在七食堂门口，是学校很常见的那种矜持的女研究生，当时感觉她脸盘子不小。两个人走在雪地上，一个目光炯炯，一个表情严肃，都穿着鼓鼓的羽绒服。
雪地上，俩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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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考研，吾更爱身体。
我不爱也不行，周末的时候柏大胖子总会邀请我们这对“研伉”上他家DVD，柏大胖子管我俩叫“研伉”，就是研究生伉俪的意思。柏大胖的生活很怪，买了一大堆奢侈品，家里连个双人床都没有。一个睡床，一个睡垫子。家里没有一盘黄色光盘，就连三级片也只有一部《清宫十大酷刑》，看来他趣味高级。看看柏大胖子的生活，才知狗屁《青年文摘》等东西全在胡说。柏大胖子也算是个外企白领，在北京的生活连小资都够不上。再看那些肥皂连续剧里，就连一个小小的程序员都要一会儿上酒吧，两会儿开Party，住的房子更是没个百儿八十万下不来的，纯粹是在瞎编。
有一天柏Fat和老婆对着一个购房利率表算了算，发现自己还属于白领泛蓝阶层，这样的外地人在北京多的是。不知明天在哪儿，不想买也买不起房，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凑合就凑合，经常性地搬家。身边不能确定的东西很多，比如爱情。
那天看的是《双塔奇兵》，精灵射手一出现，我与他老婆再也没瞅身边这两个男人一眼。
柏Fat一路运气很好，高中的时候得了一个全国物理一等奖，被保送到华中理工大学电子系。大学基本不学习，毕业时心血来潮独自去华为找工作，与华为一人事经理倾心相谈后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基本上是属于学习不好工作好、长相不好泡得好的人。
这个胖家伙人很好玩，极幽默。这年月，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品质，他凭借这一点找到了工作，找到了女朋友，我认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好不自在。
他本人可不这么想，这个敏感的胖家伙整天长吁短叹、顾影自怜、无病呻吟，嫌东嫌西，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胖家伙身上的毛病是我们大家的通病，太看重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不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
柏Fat天资聪颖，嘴坏，在贬低挖苦人方面，我先是发现棋逢对手，后又发现他略逊我一筹。他挑衅：“疯子（指我），你长得五大三粗的，考不上研人家不要你怎么办？”我答：“那也轮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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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有很多团体，有个文学社叫常春藤，有一次他们还请了余杰来讲学。余杰说话有点儿口吃，但是讲得很好。
他当时讲了一个很时髦也很普通的题目，叫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实际上他只是取了这题目，讲的也不是这个内容，倒有点儿启蒙思想的味道。
下面的学生反应很热烈，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听懂，这从后来提出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同时也能体味出下面学生正处在一个需要新思想但还没找到的阶段。余杰算是一个启蒙者吧，他也是这么称呼自己的，我认为不过分。一个人牺牲了他的休息日，来到一个民意初萌的地方，使劲地讲，卖力地讲，也算是可贵。
北大清华之类的学校我认识的人不多，并不知道他们的思想绚烂到什么程度，但是就北航而言，我认为余杰的到来是有必要的，的确能给学生带来一些震动。
当时有个小妞，风摆杨柳地报幕，说了很多官话，有些假正经的感觉，后来在校园见了她好多次，在三号楼那次好像已经有男朋友了。
还有一份报纸叫《燎原》，我很喜欢，虽然文笔还不免有些稚气，但其中的选材和思想已经很不错了，笔触也很深刻，很同情弱势。而另一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名称好像是这个，反正差不多，可看性就太差了，有个人竟然说香港当时不收回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排在资本主义下的一块前沿地，是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我很钦佩他的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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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老大不小、不紧不慢地在校园里天天晃动。没人认识我，也没人注意我，我不占任何座位，每天背着一个书包，破帽遮面，混迹于一群学生中间。
早上七点半起床，骑着自行车到七食堂买一个包子，再到后勤中心买一袋牛奶，到一号楼学习，日子久了，哪个教室哪节有没有课我都知道。运气不好的时候，半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座位。
每到上午十点，你能看到宏大的人流场面。人群在你身边流过，你不知他们从何而来，你不知他们向哪儿去，你只知道他们同你是那样地无关，你只知他们如你当年那样无知，那样年轻。
对于我这种随时背着书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学习方法土匪甚为我担忧。他认为没有一个固定座位人是无法学习的，为了心理健康，学习的过程中还得找别人说话。他自己就找了一个考研教室，同一个长得像鳌拜的女生一桌，这种事只有他干得出来，前前后后还发展了几名“党员”。
我同他不一样，我从来都是一个孤单的人，从小到大都是这种感觉，没交到几个朋友，尽管我为人开朗热情。由于自己处境不好，更是很少联系别人，惟一联系的一个朋友也在考研，她远在在重庆。
偶尔到网上“5460”转一转，看见以前的同学还是那么弱智和不长进，就骂几句：
当年，我们是来自全国的丑八怪。
现在，我们是分散到各省的大傻X。
正如石康所说：“我们对自己失去了兴趣，我们对别人失去了兴趣，我们躲在各自的角落里羞于见人。”
而我，躲在北航考研的角落里羞于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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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我常常能得到教学楼清洁工、食堂打饭师傅、麻辣烫小弟等人的热忱友谊，可能是我的长相满足了他们对事物丰富的量的要求，听说劳动人民的审美标准就是这样。武侠小说看多了，总以为市井之间藏着无数高手，说不定哪个就是大侠，所以对他们敬重有加。
有一次我和柏Fat正走在路上谈笑风生，有一个四川清洁工骑着清洁车从身边经过，欢快地对我长啸一声，扬长而去，柏Fat说我是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明星。
到了食堂也是这样，以前的四食堂有个胖胖的师傅每次给我打饭都要没话找话地同我逗上几句，最清楚的一次，他拿着我的缸子说：“最后，给你浇上浓浓的蒜汁。”大热的天，后面还有好几个人在排队，他竟然有这份浮生闲情，他可能就是莫大先生的师弟。
四食堂还有一个老小伙硬说是我老乡，天天跟我套瓷。后来我见到他的老婆才知其中的猫腻，我长得很像他的老婆，好像还是理想版的。
我热情地对待楼层清洁工，我认为我给他们造成了麻烦，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从不去踩他们刚拖过的地，尽量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报纸和矿泉水瓶。因为我太友好，其中还有个人送我一张北航的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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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在北航南门活动的女生要时髦一些，因为她们大多数不是北航人。
最突出是两个妞，都很风骚。其中一个夏天的时候在自己的腿上贴了一个文身，仰脸过市。还在北航的一个话剧里担了角色，应该是女主角吧，因为当时只看到了她这么一个女的。那是夏天，在一号楼和主楼之间的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