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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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