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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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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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