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帝国-第1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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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独立评论派群体以《独立评论》杂志为纽带，群体以《中国农村》杂志为纽带，战国策派群体以《战国策》杂志为纽带，如此等等。

至于思想流派，大的方面，有反传统的西化派，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以及玄学派、科学派、法西斯主义派，乡村建设派等，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中又有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同的思想派别的存在。派中有派，这是新中国时期思想界的一个特点。

由于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众多，思想文化论争也因而此伏彼起，如新中国初年的孔教之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工化”与“农化”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新旧文学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守夜人理论之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唯心与唯物的争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以说新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这些争论对推动新中国思想的发展和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这么多的思想，却没有太多治国之道，赵刚竭尽全力，终于大浪淘沙掏出了一些名人。

“经学大师章太炎”“国学大师辜鸿铭”，“大教育思想家蔡元培”。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说的话少，这四个人全部言语都排不满一个报纸版面。

不过比较活跃的人中，有几个人有些见解一个是上海郑观应，还有一个就是湖南陈宝箴，余子碌碌不足关心。

郑观应（18421922），，＇：。罗浮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咸丰四年（1854年）考秀才落第，到上海习商，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的轮船公司当买办。同治六年（1867年）宝顺洋行停业后，郑开始独自经营航运及商业获得成功。以后，先后捐得员外、候补郎中、候补道员等官阶。光绪四年（1878）与李鸿章结识，帮办洋务，以商股身份奉派筹办上海织布局，任会办、总办；轮船招待专办、总办。中法战争时，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邀赴抗法前线。1896年盛宣怀接办湖北汉阳铁厂，委任郑为总办。新中国成立之后，寓居上海，成为商界著名人物，主张以中为主，严禁外资的经济政策。

其主要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鹤山人诗草》等。

陈宝箴维新派前驱。字右，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51年为举人，1862年曾往安庆见曾国藩，被誉为。=布政使。新中国成立之后赋闲，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对中国的建设主张全盘西化，是西化的代表人物。

这两个人在自己的报纸上大肆攻击对方的观点，经常是几个月下来，都不绝于耳，双方又都是饱学之士，反复折辨诘难，当真是让人看的心动神驰。

虽然暂时没有想到办法，不过赵刚还是心情不错，有了人才，还怕想不到办法吗？果然，没过两天，赵刚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第九卷　盛世卷

第十一节　…　真理不辩不明　上

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一场辩论会，奖金10万元一个好处，如果他获胜，孔教就可能成为国教；当然如果失败，他的学说就会受到极大打击，孔教将会被彻底排除到国教之外。

如果不是信后面的署名以及国务院专有信封的话，辜鸿铭一定会把这封信转手扔进垃圾箱。不过署名是赵刚，也就说，这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时机，如果可以的话就能确定孔教的国家地位，这对于辜鸿铭来说十分重要。

辜鸿铭是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其评价之高并非无因。

1857年7月18，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辜鸿铭深讨英商布朗的喜爱。

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

在爱丁堡大学，辜鸿铭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地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

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地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辜鸿铭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辜鸿铭一定会选择在国外找一个高薪工作。然后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但是辜鸿铭没有，他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辜鸿铭回到了自己地祖国，然后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著名中国通、《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皆推为“中国第一”。

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地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这样一个人，接触西学三十多年，结果他主张的是“中学论”，凡事都以中国为最优。真是奇怪。

和他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一个名人…严复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地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地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地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目前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省候官人

。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在满清时代，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所以他认为就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