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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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社会，连贪官都有博士文凭，他那点本科学历远远不够。而且我听说，最近上海那边的一些“富女”同志，对“小白脸”的要求越来越高，除非是老外，她们才不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一网打尽，欧美亚非拉兼收并蓄。如果是中国帅哥，要求就不一样了，就算达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谢霆锋”。
最后我觉得，从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出发，最适合走一走“实力派”路线，但那种夜生活特别辛苦，和养猪场的配种猪差不多，对以后的感情生活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梦，坐台当“鸭子”首先就过不了精神文明这一关。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条具体的措施，可以弥补多年来我对朋友的惭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说：“红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须亲自去找。”
我说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还着急，然后我想起了以前的事，问他：“咋个你后来不和红姐来往了？”
“前年我们吵过一架，我不该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显有一丝愧色。
他把事情仔细跟我说一下，听他说完后我才知道，原来红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厅一个月“砂轮”下来，挣的钱只够老公打麻将，还有女儿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手机，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路上，我拨通王建南的手机问：“具体在哪个位置？”
“姓杨那一家，一问都知道。”王建南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由于每一年都有极其个别的妇女同志不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一种对生活很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人生，于是往府南河里跳，有些妇女就会漂到下游的跳蹬河，当地一些原来的渔民因为在河里再也捞不到鱼了，平时就以捞人为生。他们通常先把人捞上来放好，找人的家属在那里找到亲人后，一般情况下给一千元。也有很多情况是家属事先不知道亲人在不在河里，只知道失踪了多少天，于是“专业户”便应家属要求下水去找，最后根据捞上来的难度、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费用从1500至2000元不等。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鱼比猪肉还便宜，草鱼才一块多钱一斤，渔民简直活不出来，捞人的利润要高得多，一个“捞人专业户”基本上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专业户还盖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让我带1000块钱去，当然就意味着，红姐已经找到。
看来总算没有更糟，红姐在府南河泡了两三天就捞了起来，只花了一千块钱。
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这几个女人哭得来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起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纸还是干的。
我想是因为今年开春以来，我的好事太多了，开创了自己的公司，还有沈秋透露的信息，让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泪。
已经好多年没有尝过流泪的滋味，上次流泪是追求周家梅的时候在师大校园，这些年在商场混久了，做为一个白领，当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纸。
下午出殡的时候，来了十来个人要打“丧伙”（成都方言，指丧事期间打麻将，婚事期间打麻将则为“喜伙”），当时王建南表现得极端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从里面冲了出来，把人家全都吓跑了。
第二天中午，新跨越公司的人给我转来一个挂号包裹，包裹上写着：“胡向东先生转王建南亲收”
当然是红姐临死前寄来的。
王建南所在的报社刚刚停刊，红姐还不知道我们已办了新公司，所以她只好寄到我原来的公司转交。
王建南拆开包裹，我看见里面是厚厚一大叠纸。
“不会是情诗？”我问他。
“是又怎么样。”王建南翻了几页后叠好，然后像捧着宝贝，一个人离开了办公室。
中午休息时，我跑了一趟太平洋百货，精挑细选了一双意大利牌子的女凉鞋，周家梅的生日就在明天。
回到办公室，我把高跟鞋放在桌子上，俯下身仔细观赏，小叶也过来说，太漂亮了，哪个女孩有这么好的福气？
的确很漂亮，鞋身秀气，鞋根纤巧而有力，整个线条看起来简直惊艳无比，周家梅穿上它也一定惊艳，走一路凌波微步、翩苦惊鸿。恍然间我似乎已看到她穿上了这双鞋，正站在我的大办公桌上，像当年一样妩媚地展现她的美貌，挑衅地俯视着我、诱惑着我，像站在T型台上的模特一样骄傲，让我心跳不已，也为我自己的眼光得意不已。
这时，王建南回到了办公室。一小时不见，他神色萎顿，两眼红肿，眼瞳里布满了血丝，很让人同情。
王建南走了过来，我赶紧把鞋子收起，他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张纸说：“红姐的信，有一张说是要给你看看。”
我拿了起来，字迹很潦草，但文字端庄娟秀像红姐本人，还有些错别字：
胡经理：
我要走了，我走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说几声对不起你，我欺骗了你们的信任，前年建南要我帮你个忙，你家出了一个口红，要说是我的，你们是好朋友，我同意帮忙，就走（去）了你的家里，晚上回来了，我心里一直不安稳，看周记者是个好女人，我们都是女人，女人何苦欺骗女人，我一个月不安心，听建南说，周记者很好，我在报纸上读她文章了，到六月份了，有天路过报社，我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走进了周记者的办公室，我把那天的事和她讲清楚，你们都是有知识有水平的人，胡经理能干，男人做坏（错）了事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女人就可以原谅，不像我屋头的男人一辈子改不到（了）。周记者那天就说，她要原谅，要给你机会，她长得很漂亮，我真的很羡慕，我喝不到你们喜酒了，祝你和她白头到老，早生贵子——欺骗你不对，请千万要原谅，不要怪我这个人多嘴，我想为你们好。我在天上的灵魂也要祝你们——
后面的字已完全看不清楚，我两眼一团模糊，眼泪花奔涌而出，我已从老板椅上瘫软地滑到了地板上——
“红姐，很对不起！应该是我请你原谅！”——我想起当初筹办公司时，如果我在刘至诚面前稍微坚持一下，她就可以到公司上班，王建南就有机会和她联系，她就不可能山穷水尽最后走上绝路。我还想起前天，当我赶到跳蹬河，远远看见王建南趴在地上哀嚎，旁边的一床烂草席裹着红姐的身体，那是我曾经抱过的身体，她生动的身体、惊慌的表情仿佛昨天还被我抱过。当时我本想走过去安慰王建南几句，我走到离他们5米远的地方，再没有走上前，我不能忍受发出的臭气——我不敢相信，我已经变成了什么东西。
眼泪花砸在了手背上，多年没有流过的泪水好像要全部冲出来，生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我右手紧紧捂住嘴巴，决不能发出半点声音，让别人听见了很不好，但喉咙很不争气，已经发出了阵阵“呜呜呜”的声音，听起来又陌生又古怪。
“小叶，这儿没你的事！” 王建南的声音在说。
他走过来，扶住我肩膀也蹲了下来。我们像两只煮熟了的草虾。蜷缩在办公桌下，两个男人呜呜咽咽抱头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