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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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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足,一晃1300年过去了…”

近卫两手着地,平伏在地上:“是,是…”

1937年新年伊始。也就是美国人说的“退潮”。除了田代司令官纠住建沧石铁路、 开龙烟铁矿、修塘沽码头以外,又在华北各地,首先在北平、天津周围大建兵营、飞机 场,以积极准备开战。在东京已经多次商讨过对华全面战争问题。那些少壮军人不断以 各种形式向政府、军部要求“对南京政府一击”,如:2月1日,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 和战的两手。

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 东军参谋大侨熊雄主张:“…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5月下旬,来华北了解情况的井本熊男回国后向参谋本部汇报:“…大多数意见认 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

6月5日,来中国东北、华北等地了解情况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向 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 要。”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对新政府建议:“……

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与此同时,日方开始积极军事准备。

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

4月1日,日本海军派遣野村等人勘察塘沽港口形势。

4月2日,日本海军武官齐集天津,会商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给养和 弹药。

4月,把国名改称“大日本帝国”,似乎是向国外宣言,若有反抗我国者,立即将其 击退!

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

5月8日,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热河。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率参谋们,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之后,参谋公平与井本又奉命到关内旅行,侦察各地情况。他们先后到过天津、北 平、张家口、归绥(现呼和浩特)、大同、太原、济南、青岛及华中等地。6月底回国。

平津地区华北驻屯日军演习,比上一年更加频繁。如:从4月25日起,在平津近郊战 斗演习。

6月开始,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并且由驻屯军大部幕僚聚 集大枣园山(宛平城东约1公里),对演习部队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

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

显然日本军方在积极备战。而三届内阁,又均伸出了橄榄枝,发出过和平的保证。 如:1月25日,日本“稳健派”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 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

2月,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林铣内阁上台即标榜不尚武的新政策。

3月,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 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昂等头面人物数次接 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乐观、气氛友好。儿玉表示,要调整两国邦 交,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

日本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令蒙古军自动停战。示意德王发表通电,拥护南京政策, 并解散王英等部队。

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采用公正的态度……形 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4月16日,日四相会议,又强调“必须以公正的态度”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

4月间,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表 示亲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驻天津总 领事堀内干城、海军大佐久保田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出发时,田代与堀内又特派代 表到车站送行。代表团分两路访日,访日期间,日顾问笠井半藏,樱井德太郎亲自引路, 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1个营的三十八式野山炮。这也是件空前绝后 的事。

在这同时,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宁静的春天感到惊异,许多人相信,中日两国已经共同度过了严重的危 机,所有悬而未决的纠葛与矛盾将会一一获得解决。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张自忠率军事代表团能够理解吗?

张自忠率代表团访日消息发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一时间成了国内舆论关注的 中心。许多人不理解宋哲元为何在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时,出此亲日之举,而中央政府 对此缄口不言,使人们疑心重重。全国上下质问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宋的故旧, 甚至亲自乘火车北上,当面对宋诘责。

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 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 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 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 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 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 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 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 对新闻记者也强调:“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 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 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 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 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 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 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 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 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 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 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 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 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 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 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 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 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 “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 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 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 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 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 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 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 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 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 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 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 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 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 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 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 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 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 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 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 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 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 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 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张自忠率团于4月28日抵东京,后分“内地组”和“青岛组”分别访问东京、京都、 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催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提前于5月2 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舆论,说他们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 满脸喜气,亲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张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向国人交待情况。不得不在报纸上 发表书面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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