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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Я济媲氨妒芾溆觯榭鼍透羌弊毕碌囟窕Ｑ治脚赏蜓舻拇恚贾挥�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送给张学良250万。南京政府答应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给东北军大笔军费；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全权管理，包括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炼出的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同时也将此意思透给阎锡山，算是不得罪老交情，也算是敲边鼓警告。8月中旬，济南已经被蒋军占领，东北军入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前线告急。阎锡山来不及享受国家元首的种种荣耀，也不敢在北平久待，匆匆赶回石家庄亲自督战，企图借着政治上暂时兴旺的气势，将军事上的颓势和危势扭转过来。几天之后，为了安抚和鼓励士气，让军阀们尝到取得全国政权的甜头，阎锡山又慷慨地增补石友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使国府委员由七名增到九名。
但政治上的“胜利”难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张学良的大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这实际上是替南京政府擂鼓助威，对反蒋联军无疑是沉重的背后一击。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汪精卫和阎锡山都退到了石家庄。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到手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辉煌头衔极具吸引力，不甘心随手弃之；而想到一旦失败将会遭遇的惩罚则又惊恐不已。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大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是好。汪精卫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只要能战下去就要战下去。就是最后退到大西北，也要跟蒋介石硬干到底！”冯玉祥赞同和支持汪精卫的主张，并从军事上作出分析：张学良进关，不过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平津后，不会对联军实行大规模进攻。他主张，倒蒋联军应当集结于黄河北岸，依凭黄河天险，与蒋介石战斗下去。
阎锡山虽然很不甘心，但经过仔细盘算，还是不主张再打下去。一方面，联军各自怀有小九九，面上的合作转眼就能变成背后的暗算，他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晋绥军截获了冯军参谋长给冯的一封电报，电报中称：“晋南富庶之区，粮饷不缺。陇海路撤下来的军队应兼程开入晋南。”如果真的如此，失去晋南，岂不就等于失去大半个山西？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阎锡山并不意气用事，还是拨动了“有本钱才能做买卖”的算盘：保存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大事。因此，他费尽心思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结束战争。他说：“这是国是之争。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政治上让蒋介石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上的罪人。”其实，蒋介石何曾承认什么错误？而按这套逻辑，岂不是说，倒蒋之行一开始就是非正义、无必要的吗？当然，军阀之间的混战，也许只能用“成王败贼”的标准来判别，理论的是非难以明说。不过，阎锡山如此车轱辘地说话，除了表示他的狡黠之外，也更多地显示出一种无奈。他表示：仗是不能打下去了，退回山西再说吧。晋军后撤给反蒋联军带来一片混乱，西北军的一部被重重包围，被迫投降；西北军吉鸿昌、梁冠英、葛云龙等部被重金收买，先后降蒋；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也被迫退却。面临这种全线崩溃的形势，阎锡山极力主张“散伙”，尚有几分斗志的冯玉祥无可奈何，汪精卫更是一筹莫展。张惶的撤退之中，“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还撤到太原，装模做样地搞了一个流产的“宪法”，成为失败的遮羞布。失败的阎军全部退回山西，外省的倒蒋联军有十多万也退入山西。山西全省一百余县，几乎县县驻军，而驻军的一切粮饷，均由当地摊派供给。军纪稍好者，当地百姓尚可忍受；军队溃散者，则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阎锡山的这一次豪赌，给山西人民带来一场莫大的祸害。
10月5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同意“和平解决”；15日，俩人通电下野。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兵败下台，四九小朝廷成为一桩笑柄。至于李宗仁部，早已溃败退回广西。这一场辛亥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清朝封建政府倒台后又一次“分合”之争，以蒋介石的获胜而告终。蒋介石的获胜，也就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战胜了各派军阀的分裂割据。蒋介石背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又有以中央名义攫取的财富，可谓财大气粗，实力雄厚；冯玉祥虽然一心想为老百姓讨说法，气势勇猛却没有金钱实力作后盾；而阎锡山进进退退，都出于精明的算计，不肯让自己吃亏。对于这一场大战中蒋、冯、阎的作为，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蒋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一手举大刀，一手拿窝头；阎一手举算盘，一手抱账本。小小的漫画，一针见血，令人忍俊不禁而又不能不沉思。
反蒋行动遭遇失败，阎锡山赶紧玩起了韬光养晦的把戏。他宣布下野后，迅速摘掉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的牌子，以奉父命“侍疾”为名，钻回五台老家躲避风头。对外则表示：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今后将一心一意开发西北，办理实业，为民谋利。用回家作平民的低姿态，向蒋介石表示屈服，期望能躲开蒋对他的清算。蒋介石却不买他的帐。蒋多年来遍扫各路军阀，却一直没有机会收拾盘踞山西的这一股地方势力，而且阎锡山三番五次对他作弄要挟，怨恨已深，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了机会，哪能轻易放过？因而，蒋介石对阎锡山逼迫很紧，冰冷无情且毫无回旋余地。蒋把阎、冯列入不可赦免的名单，声称：“阎逆不离晋，善后难谈判。”并密令各地，“辑获阎逆，就地正法。”寒光闪闪的大刀随时都会落到阎的头上。为了煽动山西民众对阎的厌恶和对立，还不断派出飞机在太原上空盘旋，不时投下炸弹，造成居民死伤和极大恐慌。从没有尝过炸弹滋味的山西民众，巴不得阎早日离开山西，期望免遭鱼池之殃。
面对这种形势，阎锡山不得不宣布离晋出洋。他正式电告蒋介石，定于12月1日由太原经石家庄到天津出国，考察目标是美国或日本。但即便在这种极为不利的险境中，阎锡山也还是用多出来的心眼放烟幕，玩谋略。其实，早在10月间，也就是他蜷缩在五台河边村的时候，就已派出亲信，利用自己跟日本人的特殊关系，到日本占领的大连活动，为在大连躲避做准备。同时，却又故作疑阵，扬言要去苏联，并令他的航空学校校长勘察由西北往苏联的公路情况，造成假象。离晋是真，为的是避开蒋的逼迫和追杀；但出洋是假，他不肯完全丢弃辛苦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山西根据地。
阎锡山精心挑选出随行人员，又对留在省内的亲信作过一番安排，便轻装简从，秘密上路了。他已经有了多次伪装出行的经验，这次，因蒋介石已经向全国发出了通辑令，为了应付沿途的盘查，避免危险，更需要周密细致的布置。他打扮成一个商人，头衔是“山西省富山水利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化名为“曲容从”。为了不留任何漏洞，他用的这“曲容从”的名字实有其人，是他的一个叔伯表兄。还专门印了一盒名片，由装扮成公司职员的亲信带在身边，以备随时应付查询。为预防蒋派特务沿途跟踪下毒手，动身的日期又比向蒋通告的日期早了两天。
11月29日，在天色还是一片阴暗的时候，阎锡山身着青布袍子，套着黑缎子马褂，外罩毛呢大氅，头戴土尔其式毛线套帽，脖子上裹着大毛线围巾，从上到下捂得严严实实，一付商号掌柜的模样。为保密起见，送行的只有其父阎书堂等四人。在扮作伙计的亲信陪同下，乘坐一辆小卧车，向着大同出发。亲信张培梅自告奋勇秘密尾随一路护送；山西军政要员徐永昌、杨爱源、商震等一行，跑来送行，都未能面见，在途中擦身而过。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阎动身的确切时间。当天傍晚，到达大同，就住在一家普通客栈里，为防不测，阎锡山吃的都是自带的饼子。客栈的女掌柜大骂为非作歹的驻军，同时也咒骂阎锡山，说他“为了在北京金銮殿里当皇帝，把山西人害苦了”，咒他“不得好死，总会遭到报应”。面上，阎锡山对此淡然一笑，不予理会。内心里，实在也不是股滋味儿。当都督以来，他已经遭遇过几次大的挫折了，但这一次特别让他难过。尽管他对省里的事务已经做了安排，也相信手下的亲信不会弃他而去，对于部下也多次安慰和鼓励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我们就此完结了”，但面对茫然的未来，他还是禁不住忧伤和恐惧。晚上，从大同上火车时，没有进客车厢，悄然登上了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锅炉车。次日天黑时，车到北平。阎等下车，在等待换乘往天津的列车时，突然看见车站上正调来一列装修豪华的列车。那是当年西太后坐过的花车，专用于要人乘坐。阎在讨伐唐生智时曾坐过，因此颇为熟悉。派随从上前打听，车站的人说：“这车是奉蒋的命令前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到天津出洋的。”原来，这正是蒋介石按阎报告的日期派出的专列。阎听说后，感到后怕却又惊喜，庆幸自己谋算正确，有先见之明，又逃过了蒋狠毒的一着。否则，登上专列，被蒋严密控制，就只有彻底完蛋的下场了。
当晚，阎锡山顺利到达天津。
蒋介石确实是做好了准备，要趁阎出石家庄到天津之际，在途中将阎捉拿归案。只要将阎控制在手中，山西的割据之患就可彻底消除。为此，在接到阎锡山报告的时间后，立即命令张学良作好辑拿阎锡山的部署，要求务必将阎逆擒获。张学良为此也颇费心机，发出三道命令：令陆军部队严查列车，查获后格杀勿论；令宪兵部队随时随地加强巡逻盘查，一旦查获，迅速押解到司令部；令铁路警察在车站和列车上多加注意，一旦发现，“严加保护”，不得让其逃逸。应当说，这一番部署算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