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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182部分

小说: 中国文学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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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既如此轻视感情、鄙薄文学,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成果。唐顺之早期的诗歌,还较讲究艺术形式。如《元夕咏冰灯》诗,虽不见如何出色,对词藻、色泽的运用尚属巧妙。但连这种诗他后来也弃之不屑为了。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官长兴今,南京太仆寺丞。他因场屋不利,出仕较晚,在文坛发生影响比唐顺之、王慎中等人要迟,他所批评攻击的对象,也主要是嘉靖后期声势煊赫的“后七子”。归有光既对文学复古的主张不满,对模拟的文风尤其斥之甚厉,为文主张根于六经,宣扬道德,这是人们把他列入“唐宋派”的主要原因。但是,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人的不同之处仍是很明显的。首先,他所主张的道,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之道,对宋代理学并无太多兴趣;其次,他在散文方面酷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同时对宋、元文也不排斥;再有,他对文学的抒情作用也比较重视,曾说:“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者也”,而“至情”就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泰伯至德》)。这和唐、王的观点有一定距离。
正因为归有光肯定“匹夫匹妇”的“至情”,他一部分散文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写得相当感人。如《项脊轩志》: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赖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
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
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这一类散文的长处。语言十分简练精洁,材料讲究剪裁,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是很用心的。这种散文在当时的文坛上显得很突出。但应该指出,在归有光的文集中,这类散文所占比率是很小的,大量的文章还是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这也反映出明中期文学的复杂情况。

………………………………………………
第四节 后七子

“唐宋派”形成以后,虽然声势谈不上盛大,但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王世懋曾说:“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李)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倡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这段话颇能说明由唐宋派造成的文学倒退现象,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后七子”重振复古运动的背景和攻击目标。
“后七子”是一个比较严密的文学宗派,其形成情况大致如下:约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的李攀龙、王世贞相结交讨论文学,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文学复古的“旗鼓”。后二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进士,与李、王结成诗社,遂有“五子”之称。后又增谢榛、吴国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七子”了。以李攀龙为盟主,王世贞为辅弼。但因为谢榛后来与李、王发生冲突,被排除出去,所以他们一般自称为“六子”。当时另有“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等,与这一文学集团声气相连,所谓“翕张贤豪,吹嘘才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声势十分浩大。在他们的掊击下,“唐宋派”的势力很快就瓦解了,以致茅坤晚年写信给徐中行时,只能要求在推崇李、何的同时给唐、王以一定的承认。
李、王在文学上完全继承了李、何的复古理论,他们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就是李梦阳的论点的翻版。甚至,他们认为这还不够,还要更推进一步。如一般复古论者视《史记》、《汉书》为古文的典范,而李攀龙则从比《史》、《汉》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样格调就愈高。在王世贞那里,李、何关于“古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更趋精密、系统。他在《艺苑卮言》里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另外对各种文体的创作法则也探讨得很深入,如论述“作赋之法”等。
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有《沧溟集》。
李攀龙在文学上标榜高古比李梦阳走得更远,他作文甚至运用《战国策》、《考工记》、《韩非子》等古文中辞汇与句法,结果文章充塞着在历史上久已废绝的语言,包括人称代词和语气助词,都借用上古时代的修辞习惯。文中并非没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但这样的文学既难以传达时代的激情,也难以获得时代的呼应,却更暴露出文学复古的缺陷。
李攀龙的诗对语言的推敲很用心,也自有其人生情怀在内,但其风格,总是接近于某一种典范,如下面两首: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侬来星始集,侬去月将夕。不是地上霜,无人见侬迹。(《夜度娘》)
前一首是盛唐绝句的味道,后一首是南朝民歌的情调。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严嵩当权期间,其父王忬因疏失职事,被处决,遂弃官家居。隆庆初,复出仕,历官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南京刑部尚书等。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后七子中王世贞才学最富,成就最高。袁宏道说他“才亦高,学亦博”,又说他“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其创作极富,虽有习古之病,但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名村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如《击鹿行》一诗:
匕首不肯避君鹿,一击波红写盘玉。乍如错落摧珊瑚,下泛碧海之幔X。伊、尼右手大白左,两者并是神仙禄。已堪桓、陆片时欢,未烦梦、汉诸公逐。此生分绝安期驾,不死反并嵇康戮。王子欲罢仍踟蹰,忽忆少年诸猎徒。骅骝蹶起匹练色,日落不落云模糊。翻然草际出此物,银牌隐项垂流苏。少年拓弓霹雳响,鹿也宛转无前途。霞丝雪缕袒分割,一饱尽付黄公垆。凋零侠气久已甚,忽复遘此万事无。徐君徐君且莫歌,丈夫失据当如何?乔林丰草世无限,苦复扰扰趋田禾。宁为披袭酌涧水,鹿门山色青嵯峨。不然老作长安客,岂异尔鹿婴其罗!呜呼,岂异尔鹿婴其罗!
此诗是作者与李攀龙、宗臣等在徐中行居处杀鹿饮酒时所作,距他中进士入仕途为时还不久。诗分三段,前十句写击鹿豪饮,转悲鹿死之命运。次十句回忆少年猎鹿,同是割鹿聚饮的豪迈情景。末十句写今昔对照,慨叹侠气凋零,并以鹿自喻,虽有志于“乔林丰草”,然不得不“趋田禾”,即被羁束于仕途。世路险恶,既难以高蹈尘外,则最终不免落到此鹿之命运,堕于网罗,等待击杀。青壮年时期的王世贞是颇为自负、狂放的。此诗正写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仕途黑暗而深感苦闷,虽不愿随世浮沉,却难以解脱,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惨淡的现实。对于表现当时知识阶层内在的精神苦闷,这诗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王世贞等人十分重视艺术形式,把它看作是文学成败的关键因素,此诗也极其讲究修辞。即以开头两句为例:首句以“匕首”为主语揭开全篇,即预示了紧张的气氛,起得突兀,富于刺激感。“不肯避”作为“匕首”的谓语,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显得匕首似乎有主观意志,使这一句十分有力而生动。次句在“一击”之后即是“波红写(泻)盘玉”,形容鹿血倾注于玉盘中,中间不容丝毫喘息,产生惊心动魄之感。而且形象、色彩都非常鲜明。在音律上,首句第二、三、四、五字皆用仄声,与激动强烈的情绪相契;次句“波红”两平声,紧接在入声“击”字之后,有跌宕之感。
再从全篇来看,此诗结构颇严谨。首段写眼前情景,中段插入回忆,末段结语“宁为”以下四句与首段结语“此生”以下二句相呼应,正符合李梦阳所说的“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答周子书》)的古法。与之相配合,首段用仄声u韵,中段仍用u韵,已转成平声。——在表达激烈的情绪之后,回忆少年时出猎获鹿的情景,情绪上需有所缓冲,用平声u韵正合此要求,又无突兀转韵之感。末段用与u相近之o韵,增强感叹的意味。音律形式同样对全诗的内容表达起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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