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6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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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且“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南渡之后，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不仅规定了标准答案，还设置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对古代的科举，赵昺也不得不苦笑，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文风行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文的过程。
而对八股文的批判，赵昺记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吊打一番，其中的坏处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晋身官僚的士子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的却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科目的设置太过偏颇，科举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也有过增减，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宋徽宗爱好书法，他老人家就弄了个书画科。发展到后期，只剩下明经和进士科，而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在赵昺看来，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当个老师还行，可也就能教孩子们认认字，讲讲做人的道理，估计数学都教不了。这也导致他在琼州开科后，不得不又将他们都送到国子监进行再教育，由些老吏给他们讲讲如何当官，怎么治民，否则直接外放，怕是又多几个百嘛不懂的白吃饭的。
此外，赵昺认为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多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说难听点儿就是为了做官，获得权势。这也是为何士子们为何都奔着进士科而去，因为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但是赵昺作为后世来客，早就清楚的认识道社会要发展却不只是需要多少官员参与管理，而是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创新。靠着吟诗作赋和写几篇文章上位的官员是不行的，他们不懂的如何铺桥修路，不知道如何兴修水利、开渠挖河，也不能造出先进的机械，而是需要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去做，可是他们却被当下的选拔制度堵死了门路。
要改变这种状态，赵昺明白要从制度上解决，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一些‘小’学科倾斜。可在当前科学发展十分落后的阶段，也不能指望像后世一样那样详细分科，但他也希望将些基础学科添加进科举考试当中去，从中选拔出祖冲之、郭守敬那样的技术性官员。
赵昺当然是希望仿造现代的教育制度，从众多的士子中选拔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然后再进行分门别类进行学习，以求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再由国家授予相应的官职。不过在当前社会观念和条件下想要进行变革将是十分困难，也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当下江南已经十余年没有开科，积累了大量的士子，而自己骤然改变科考的内容和录取方式，那些学了多年经史的士子们十年寒窗等于做了无用功，不闹事才怪呢！但是赵昺觉得再难也必须做出变革，应该在此次科举中增加些小类别的科目，比如算学，这是一切技术发展的基础学科。此外还有医学，虽然大宋已经有了医士的选拔和培养制度，可还很不够，应该提高到国家的层面，而不是只由太医院主持。
再有对国子监也要做出改革，不应该只作为一所培养官员的学校来看待，却应办成一所再教育机构，对那些经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进行培训，然后根据他们的擅长分别进行再学习后才能授官，而非稀里糊涂的分到各处当官，那样既可能埋没了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造就一群碌碌无为的庸官。
如今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但也正是制度重建，进行变革的好时机，可赵昺知道更多的阻力是来自内部，因为这些人都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肯定是不愿意做出改变。而要能实施自己的计划，他知道自己必须先要说服眼前这几个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将想法变成现实
第８３８章 力求公平（）
赵昺明白在时期进行激烈的改革等于自毁基业，必定现在统治阶层还是由士人组成，而科举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路。长城不是一天能修成的，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向对付蒙古人一样缓而图之。而这次科举的目的除了选才之外，更多的是出于稳定人心的作用，起码表明一个态度。
“诸位卿家，此次科举是我朝重回江南后的第一次，要作为头等大事来做！”赵昺考虑了一番后言道。
“陛下所言正是，自江南沦陷，转瞬已十年未开科举，士子们无不翘首以待。闻知后无不齐颂陛下宏恩！”陆秀夫听了起身施礼道。
“陛下，多年未开科，恐参加秋闱者甚众，是否应对入京参加的举子加以限制？”刘黻问道。
“朕以为除却在沦陷期间有附敌、资敌行为者，及其族中有背君叛国行为者的皆可应试，他事不必过去苛求。”赵昺想了想道。
“陛下欲尽揽天下之才乃是万民之福，但是据各地州县初步审核，符合条件者不下七万人，按照旧例将取士千人以上，将远超历朝，未免不会引起冗官之忧！”刘黻听了提醒道。
“刘知事所忧不错，但朝廷收复江南后各处仍有缺员，堪待补缺，而一旦收复江北也尚需大批官员牧守，我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啊！”赵昺点点头道。按照宋朝的惯例，省事大多十中取一，乡试是十五取一。按照此比例虽经两轮淘汰，但是基数较大，取士的数量也将大增，因他清楚刘黻所言不错，而一科取士千人之上在历朝也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客观方面，进入江南后疆域骤然广大，行政机构增多，各地官员相对匮乏。据统计各地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中央官员也大量下派，各部、寺监皆缺员三成以上。所以赵昺当下只能依靠扩大科举考试取士人数，收罗大量人才，才能填补各级行政机构的人员空缺。
“陛下还需慎重，如此大规模取士，也不一定能将有识之士尽收朝中，反而会引发矛盾！”应节严起身言道。
“先生此言怎讲！”赵昺问道。
“陛下，神宗年间宰相司马君实曾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称：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要求礼部按十取一的比例把名额分配的各路。结果欧阳永叔的人极力反对，其言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东南之士，于千人解十，其初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还望陛下知之！”应节严回禀道。
“呵呵，这……”赵昺听了也只能苦笑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千古难题，几百年后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能够解决……
赵昺前世生在北方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一年一度的高考与当下的科举应该算是多有类似，伴随着高考也每每少不了一个话题——高考政策公平与否。起因也无非是录取率的问题，但因为在各个省市里，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同，以及地方的保护措施，别说高考制度不一样，在很多的制度上都是遵循国家的制度下有着不同的规定，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人口的多少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都成为能否上一个好学校的主要要素。
而赵昺作为高考的亲历者也是深有体会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即使同为大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由于很少能够进入重点中小学，考上大学也要比富裕家庭子女考上大学难得多。由于乡镇和农村的考生，贫困家庭考生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他们很难考上大学。另外高考录取还有个加分制度，对部分学生应该有所照顾。
当下应节严所言也正是如此，现代的问题在宋代同样存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打破当时的世家大族的垄断，因此朝廷发布诏书明确规定各行各业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得前朝前代一直与仕途无缘的工商杂类子弟以及边关各地的士子也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只要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被授予官职。
这意味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基本上没有了出身门第的限制。据此可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面向整个地主阶级、甚至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以及工商杂类人员，这结束了士族大家长期把持仕途的局面，也就削弱了社会各领域中血统门第关系的作用，这也会激励大众百姓读书应举，改变人生，彰显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
如此也加速了统治阶层的纵向流动，使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断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孙能够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相对的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
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士人阶层的扩大，科举考试竞争愈来愈激烈，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就是地域差异，就人口而言，北宋时期人口北方要少于南方，采用统一的录取率南方人明显吃亏，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举子们。但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而随之起家功臣也多是北方人，为了照顾他们甚至还会指定录取的人数，而南方人也就只能忍着了。政权南移后，这种录取率不公的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只是照顾对象换了而已。
再者财富的多少也渐渐影响到了科考的结果。就考生录取比例来看，考上进士的机会是相当小的，远胜于现代的高考，而要想在考试中出众，就必须花很长的时间作准备，不事营生。在这种情况下，富贵之家的子弟比较占优势，所以家庭的经济能力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