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山寨英雄-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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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无忌言语可把岑春煊吓出了一身白毛汗。可不能让这老家伙胡来，把自己连累了可是要跟着掉脑袋地，先得吓一吓他。稳住这老东西，等自己回到广西，定不在于这老家伙来往，死道友不死贫道就好。岑春煊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卓如兄果然好胆气，只是有些太想当然了，现在那家报纸敢发表梁老这样的文章，你真当宣传部那些人是摆设不成，你还没回国之前，全国查禁了多少家报社，杀了多少人。你是真没有感受到。就连几年前说过李长庚坏话的那些人。现在你还能看到一个。跟你说这些人罪轻的是在煤窑里作苦工。罪大的就是关在大牢里等死！咱们之前炮制的那些文章是吹捧国民代表大会，吹捧李长庚，那家报社都乐于发表！咱们这次来见他的目地不就是想让他松一松因言罪人吗？”
“我梁某人就不信他能只手遮天。老夫在日本大有关系，国内不能发，我就到国外发去，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治得了他的人！”
“即然如些岑某也就不和任公多说了，只是提醒你一下，日本裕仁皇太子就在西安，是李长庚府上的常客，还有李长庚在国外的人脉不是你能想像的。梁先生在自比一下毒士杨士琦如何。杨士琦死的惨啊，死得丢人啊，死在自家儿子与他偷情的小妾手里。可你不觉得杨士琦死的太巧合了吗？他怎么就那个时候到家。他儿子与小妾偷情，难道不知道安排个心腹下人放个哨，即便没人放哨，难道杨士琦家里那么多下人见老爷回来就没一个出声的。杨士琦一死，李长庚就将他那一系人，全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在想想，交通系的曹汝霖现在还关在廉政公署的大狱里，交通一系强不强，灰飞烟灭不过一夜之事。”
梁启超听了岑春煊的话，也没了刚才的骨气，越想越是害怕，特别是杨士琦的下场，实在太让人心颤了，真毒啊！不但铁案如山，还弄得名声扫地。哎！自己刚刚若真是接下顾问委员的位子该有多好。“云阶贤弟，刚刚老朽孟浪了，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才是。”
从长计议——这老东西想得到美，难怪一辈子成不了事不说，谁和他合作谁死的快，戊戌六君子是这样，蔡锷也是这样，岑某人可没胆子跟你混在一起找死。岑春煊点点头说道：“是该从长计议，明天春煊就要去广西赴任去了，这长安可就只有卓如兄一人独木啦，诸事还是要以稳妥为要！”
梁启超又怎么能听不出岑春煊话中推托疏远之意，一时心灰也没了谈话的兴趣，在加上错失顾问委员的身份，不免有些自怜起来，默默不语到了他新安的家宅前下车时回头对岑春煊说了句：“梁某这一生，事事无成，从此也在不问世事了！”
岑春煊点了下头，“卓如兄若能安下心来做下国学的学问，将来说不定会另有一翻起色！委员长很早不就对卓如兄说过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个思想吗？春煊看来委员长不管执政思想怎么转变，都没离开这个中心。”
岑春煊的话似乎又给梁启超点亮了一盏明灯。国学正是他之所长，而且他又算精通那么点西学，以前鼓吹西学，贬低中学。如今在来个乾坤颠倒却也不难！
梁启超这个态度的转变，却是转对了李长庚的心思，如今民国再起，又打赢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场对白人的战争，除了民国这个名字没变之外，官僚体系、军队体系、财政体系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民国刚开始有了焕然一新的局面，正需要从文明上从新找回一丝自信，国学可以说是这种民族自信的根基所在。
李长庚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思考国学的定义问题，国学一词是随着西学东渐而出现的，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狭隘而不自信的自我否定，天朝上国何需“国学”这两个字来标榜自己。从前儒家说自己是儒家还需要标榜上天朝上国四个字不成，这到不是因为儒家学说有多好，而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很强，儒家的信徒们能把中国治理的很强，自然就是好的学说，好的思想。以至于中国周围的国家大臣们，也跟着学习儒家思想以些证明自己是会向中国的大臣们一样，把国家治理强盛。
久而久之，当这种思想成为传承成为习惯后，也就成了这个国家选拨官员的一个硬指标，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大半个亚洲的泛中华文明思想圈。儒学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更何况中国不光有儒家，还有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
想通心思的李长庚拿笔写道：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智慧，许多民族都有曾经的辉煌，他们也都会有自己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因此，当他们打开国门，放眼天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不会因精彩纷呈而眼缭乱，不会因变化万千而张皇失措，也不会因日新月异而妄自菲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根，有自己源远流长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我们民族也不例外。春秋战国，就是我们辉煌的时代；诸子百家，就是我们智慧的结晶；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华彩乐章！最后李长庚大笔一挥在宣纸上写下了八个大字“百齐放，百家争呜！”
第一六九章 华夏文明的复兴（）
李长庚用百家争呜百齐放这八八个字为标题，写下了关于复兴中华文明的一篇文章，第二天这篇文章就发表在复兴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
百家争呜百齐这篇文章在民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清未民初正是西学东渐之风日盛的时候，但也有很多大学问家在反思，中华传统文化是否真的一无事处？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文华有着系统深厚的根基，只是这种声音随着洋务派的兴起，而被主流政治所压制。李长庚打倒了最倡导西学了交通系，使得这些拥护国学的学者一下翻了身。特别是李长庚在复兴中华文明开篇时写的那段话，直接给国学赋予了肯定积极的政治意义。
李长庚向来是不出手则矣，出手必是一套组合拳，他在等到自己这篇文章的反响后，立刻给唐代大家韩愈作的幽兰操重新普了一道曲，也就是后世孔子那部电影里王菲唱的那首主题曲。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李长庚之所以没有用王菲唱的歌词，而是用韩愈的词来唱，其中大有深意，当然这种深意很快就被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以及国学者们所领悟，李长庚这是要在把韩文公立起来啊！
韩愈其人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李长庚先从一篇小曲入手，接着便是将韩文公的四篇杂说分别为龙说、医说、崔山君传、马说纳入到小学课本里。同时纳入课本的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等一些诗。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源起者。可以说宋代其余几位大家都是受了韩愈的影响。李长庚这时把韩愈捧出来，最兴奋的还是儒家学者。
你看委员长说百家争呜百齐放，到头来还得先把我们儒家的韩文公立出来。程朱理学跟韩文公比起来屁都不算。新儒学一下找到了立足点而兴奋不已。正在家里闭门研究国学的梁启超看了李长庚一翻风雷手段后，仰天长叹！
韩愈不但是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改革家，更是一位谏诤忠臣，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位以单字“文”为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以文字谥号的也只有五位。
由些可见李长李长庚这次出手的组合拳，第一个重拳已经打出。韩文公一立，谁还敢在提程朱理学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东西。儒家有了新机遇，一篇篇华彩文章开始在报纸上冒头，虽然内容空乏，但已经有了方向。特别是那些坐火车去看西伯利亚那片广阔疆土的学者们的诗风。经受了大自然宽广辽阔的影响，开始打破明清以来文化思想上的枷锁，变得豪迈狂放而又富有想象起来。
诗词这种很难从哲学上解释清楚的东西，突然玄之又玄地发力，或许诗词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强大的感觉，这有点像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变化，不是因为有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一些大师。而是那种从上层社会到底层平民突然间的一种精神上升。
首先是文人们的思想开始产生变化，文人尚武之风开始兴起，文人们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以佩剑带枪为荣，一时间中国的手枪销售市场火暴异常，各种雕手枪、镀银、镀金等高端手枪开始走俏。更有意思的是汉服在袁世凯称帝时昙一现后，就被文人们贬低得一无事处，这时人们又悄悄地穿了起来。
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中酸酸的说道，中国在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一夜间变回了曾经的天朝帝国。
中国的这种变化也开始在官场上出现，一位武汉的官员穿着一身汉服与一位英国领事见面，那位领事分不清汉服和日本和服的区别，那位英国领事对那位武汉官员疑问：“你们中国人怎么开始喜欢穿日本人的服装了。”结果那位官员，袍袖一甩，向那位英国领事，把自已这身汉服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从历史传承到服饰意义讲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那位英国领事摇摇头发表了感慨，你们中国人真是奇怪，好像一夜之间，换了身衣服后连人也换了。
洋人确实弄不明白，中国官员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有了骨气，别说外国人弄不明白，就是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自己也弄不太明白。那位英国领事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突然间找回了自信。对比了他以前所见到中国官员的形象和今天他所见到的中国官员形象。这个比喻很声动，其中他还举了几个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他评论自己更愿意与现在同他平等对话的中国官员进行工作和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官员身上许多不一样的东西，高深的文化修养，中庸冷静的头脑，处事的细致与条理分明，惊人的记忆能力。
最后那位领事还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次他见一位县令向他的上级道台大人汇报工作，那位县令只凭记忆就将他所治理的那个县城几个月来的大小事情进行总结汇报。而那位道台大人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寻问，两人都没有看那份书面汇报材料，我出于好奇得到了道台大人的允许，拿过那份汇报材料。听着那位县令的陈述，我惊讶的发现，县令汇报的内容与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