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苏军俘虏-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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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界线的中国一侧，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迎接我。有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军装上有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我激动万分，一边高喊着，‘**万岁，万万岁！’一边朝着中国这边跑去。
可是，还没等我跑进分界线的中国一边，塔城军分区的参谋长已经在向我摆着手，高声地对我说，‘小袁，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们让我穿着崭新笔挺的西服，是想做欺骗宣传，表示我在被俘后受到了优厚的对待。所以，我不能穿着他们的衣服回国。于是，我一只脚踩在苏联，一只脚踏在中国，把全身衣服全脱光，包括皮鞋、袜子和鸭舌帽，全部丢在了苏联那边，因为苏联人这时已经管不着我了。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进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位制定了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叫李效智的塔城军分区参谋长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让我感觉象是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一位叫刘志斌的《解放军画报》记者也冲了过来，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不知是体弱，还是不能承受这种激动。我当即一下晕了过去。等我上到救护车上时，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身旁的同志们开始给我换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
其实，当我得知我就要回国时，心里就一直有着一种忧虑和不安，因为我想凡是被敌军俘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不知道首长和战友们会怎样看待我这个被苏军俘虏的人。他们对我在苏联所做出的绝不出卖国格和人格的抗争和表现会相信吗？可是，眼前这一切让我感到我的忧虑和不安是多余的。我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袁国孝。可是，救护车上的人告诉我说，军分区已经在托里县修好了烈士陵园，其中有个坟墓就是袁国孝的。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后来听苏方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豪与美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极度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心情比我被俘在苏联时还要糟糕难受。我想不通：我为国家做了我该做的一切，负了这多伤，受了这多苦，为什么还不被人相信和理解。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被苏军俘虏的战俘。那个被红卫兵批斗的瘦老头和那个无人过问的王老头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我的命运就是他们命运的翻版。
晚饭时，食堂给我送了清炖老母鸡，说这是徐副司令员专门叮咛他们给我做的。可是，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想把这锅汤给倒了。我说我不爱吃鸡肉，让厨师把鸡端走。可是，厨师说这是徐副司令员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别人不能随便享受。”
第十一章 忍辱负重（）
第十一章：忍辱负重
“我到塔城军分区开证明时，塔城军分区的首长考虑到人言可畏，建议我离开那个让我感到羞辱的农村，到县城里工作，并准备把我安置在县城里工作和生活，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急着要向乡亲们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所以，我回绝了军分区首长们的建议，毅然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慈圣公社孔庄村。
妻子和家人都埋怨我不该回绝军分区的好意，因为当工人总比当农民要好得多，一旦当了工人，在县城里工作，也就从此脱离了世代为农的辛劳与贫困。但家人的埋怨并没有让我感到后悔。我想别人都怕当农民，我就不怕。当农民咋了？不就是辛苦一些，贫穷一些？可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穷苦吗？
我开始埋头劳动，虽然我身上有伤，遇到阴天冷天就会隐隐发痛，但是，生产队里的重活和累活有啥我干啥。每当感到苦感到累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在战斗时在负伤时的情景，想起那些和我一起的战友们长眠于世的悲痛。于是，再苦再累的活都感觉不再算啥。
我是村里最早开始出来做生意的，那时还是七十年代，****还未结束，做生意被称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投机倒把’，是要抓起来批斗的。可村里人知道我是伤残军人，也不管我。我卖过铝锅，挑着担子走街穿巷，足迹遍及城乡，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可是，那时，人们都穷，买一个铝锅，修修补补能用一二十年，所以，我的生意并不好，跑上一天，也挣不来多少钱。
我就开始贩牛卖马。牛马是农村人耕种和交通的工具，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私人一般都没有牛和马。每个生产队里也都有专人管理着牛马，所以，这种生意更是不好做。没干多久，我就干不下去了。接着，我又开始养鱼，可我并不懂得养鱼的知识，只是觉得养鱼能赚钱就大着胆子干。结果，还是啥钱都没挣到。我还干过烧砖，可是那时人们还都很穷，一间破房能住几十年，就是年轻人结婚也很少有人盖新房。所以，我烧的砖也没有多少人要。那时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私人从事做生意和做买卖，即使你偷偷做生意，生意也不会好。因为市场对私人做生意打击得很厉害。所以，瞎忙活了一整，还是两手空空。
一次，妻子生病，医院给抓了几副中药，可是，家里没有熬中药的药罐。我来到公社街上的杂货铺，看到一个药罐，一问要一元钱一个，可是，我身上才只有几角钱。没办法，我只得回到村里去借钱。那段日子真是很难过，整天发愁，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我就啥都不干了，老老实实地回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这种日子富不起来，但总算饿不死。只要人家能过得去，我们家也能跟着过得去。
“回到了家里，远离了军营和部队，远离了战场和战友，虽说在部队里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说，一说心酸”，但往事却常常在梦中浮现。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死去的战友，其中尹清启和李连祥是我怀念最深的两个人。我和他俩的关系最好，几乎天天形影不离。每想到他们，我就忍不住地流泪，为此，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六九到塔城，为国当了兵；铁列克提战，我寡敌兵重；子弹密如雨，还有大炮轰。提起遇难友，泪水如泉涌。’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的境况也开始好起来。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