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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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九七七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Z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Z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赤脚医生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害得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我的父亲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铁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
这时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要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积约为二十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Z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中学，主要住领导或者资格老的工人；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小学，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Z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散，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Z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Z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页则是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的照片。虽然子弟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但是条件却是当时太谷县所有学校里最好的，上课时都坐着椅子，还有航模兴趣小组，生物观察小组，中学还有音乐兴趣小组，有几十架手风琴，这在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靠北的部分是家属院，靠南的部分是我们就读的子弟小学。“南住宅”位于太谷县城的边缘地带，出了我们的子弟学校往南走几十米就是同蒲铁路了，我在子弟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和同学们跑到铁路旁边玩。当时，同蒲铁路突然变得异常繁忙起来，一列接一列的火车，接连不断地往南运送用绿色帆布遮盖起来的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小孩子好奇，每当看到这些装满武器的列车就兴奋得哇哇叫，后来懂事一些以后才知道，那是要跟越南打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四、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我母亲转正后不久，就从食堂调到了镀锌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母亲这个人勤快，到车间干活后总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活都抢着干了。当时工人几人一班干活，母亲总是干得快而多，还经常替别人干活，所以工人们都特别愿意跟我母亲搭班子干活。
当时太谷线材厂的厂长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道：“喂！小老乡，要是让你当会计，你干不干得了啊？”原来，当时线材厂里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一个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厂财务股当会计；另一个姓韩，是厂里的化验员；还有一个是我母亲，其实仅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在转正时虚报了个高中。当时厂里财务股有两个人：一个高会计生孩子，另一个出纳传染了肺结核，在住院治疗；厂里财务股瘫痪下来。李厂长一看履历表，发现我的母亲是“高中毕业”，于是就找我母亲。
虽然我的母亲小小年纪就因文化大革命辍学，从没有学过会计和珠算，但是她心想，学珠算会计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那有什么干不了的？不过李厂长别开玩笑啊。”李厂长一听就乐了，说，那明天就到厂里财务室去上班吧，这个月的报表要赶紧报呢。
当天下午，我的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王××（「注」王××这个人，以后有专门章节提到），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号，而按照规定，每个月二十五号就要做报表，二十六号就要报到手工业局去。我的母亲把一大堆报表拿回家里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会的就翻书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准时把报表报出去了。李厂长一看，非常高兴，于是又问母亲，出纳能不能也挑起来？我母亲回答说，那没问题啊，于是会计出纳一肩挑。之后，李厂长又把统计也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照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厂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别是李厂长，逢人就说这个小老乡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当时厂里有个总务室，李厂长总是感觉厂里有些开支过大，怀疑总务股长贪污，于是又把总务也给了我母亲。母亲当时一听，笑道：“我现在又是会计，又是出纳，还是统计，现在又管总务，那你就不怕我贪污啊？”李厂长学着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口吻说：“不怕，你办事，我放心。”
与“南住宅”隔着一条大马路，就是一支部队驻地。那部队是个汽车团，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那个部队有一个礼堂，经常放映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因此每当有电影放映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想进去看。可是门口有哨兵，不让进。当时我六七岁，虎头虎脑的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经常到部队门口去玩耍，渐渐地跟哨兵们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其实也挺爱玩的。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弄点鞭炮给那几个哨兵放，或者弄点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装在口袋里给那些哨兵们吃。后来我和那些哨兵们打得火热，每当他们值勤时我都可以在部队里畅行无阻，还让我摸他们的枪，那时我才知道真枪和我们小孩子玩的玩具枪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有电影放映时，部队门口站一大帮孩子，哨兵都不让进，惟独我领姐姐一去，哨兵就开个小门，放我们俩进去了，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后门”吧。
后来我就经常去部队家属院里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汪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处长，当时三十多岁，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汪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她都给我做排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