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烽烟录:时光为凭-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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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比起来，“红头阿三”的形象便要可爱许多了。用形象的说法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是第三世界贫苦大众的内部矛盾，这其中的亲疏之别还是分得清楚的。祖父和新请来的“红头阿三”牛头不对马嘴地沟通了许久，最终还是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在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交代以后，祖父才带着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
说是“逃难”，要轻装简行，其实还真没轻到哪里去。祖父坐了二伯母家的汽车，其他人两两则坐着黄包车，还有后头雇来的好几辆货车载着用大木箱打包起来的家当，组成了一组不小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我们的新住所去了。中国人历来把乔迁新居视作是喜事，可是因为如今却是因为战火连绵的境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有的只有忐忑，绝没有半分欣喜。
我和母亲同坐在一车黄包车上，母亲见我神情紧张，便伸出手来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别担心，日本人虽然厉害，但是我们有几百万的军队，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有些愣愣地瞧着前方：“可是日本人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照着这样的速度，打下上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是整个中国都被他们打下来了，我们岂不都成了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么，怎么就不能早做防备，还讲什么攘外安内！”
母亲微笑着把我揽在怀里：“你这小脑瓜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上海有那么多的守军，哪就那么容易打得下来？再说了，日本人从来都是表面功夫做得极好的，他们就算野心勃勃想要吞下整个中国，却还想着不要和英国人美国人正面为敌，维持好自己的形象。”
第37章 日本人还想着维护自己的伪善形象（）
我悄悄地走过去，假作系鞋带似地蹲了下来，把这张纸稍稍折了一下夹到了参加救护队培训时用的笔记本里。出于直觉，我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家里人的目光，直到上了电车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打开细细看了。我不由得有些后悔，那些残酷的现实本是我无法承受的。
和惨烈的现实比起来，此时簌簌发抖的我不得不承认政府粉饰太平的报道要容易让人接受得多。至少听了电台里的新闻，人们会打心眼里相信，只要世界各国都站在中国这一边，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抗战，日本人肯定能被赶出中国。可是看了战报，这种坚信就被一锤子击碎了，而且是碎成了渣渣，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信念。此时的我，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目瞪口呆地瘫倒在座位上，连电车到站也浑然不知。
一双手把掉落在地上的文稿纸捡了放到我手中：“小姐，你没事吧？”
我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末了突然看到眼前熟悉的景物，赶忙一把抓起书包，头也不回地冲下了车。可就在一秒之后，我却后悔了。因为我看见了车窗里一闪而过的脸，那样高的身材和那样清隽的一张脸绝不可能认错，再加上那熟悉的声音，我可以百分之百笃定，那是失踪许久的时译之。我来不及检视记忆里的片段，便拔腿去追电车，不过司机似乎心无旁贷，车子渐行渐远，终于在视线中消失不见。
我在心里暗骂，时译之这个家伙绝对是认出我了。所以一认出我，丫就躲到人群里假装不认识。刚才他肯定是凑到车窗前观察我的反应，从这些蛛丝马迹来判断，这家伙心里绝对有鬼！
我有些气恼地久久停在原地，懊恼之情就像是长江之水奔流而来。刚才我若是能够抬头看上一眼，如果那时候能认出他来，现在就绝不至于这样懊丧。我要是料得不错，在这种紧要关头时译之突然出现，那就意味着他和顾作言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要有新动作了，而如今我倒是很希望他们能做些什么一次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我平日里对政治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我心里什么都不明白。我对顾作言的怀疑由来已久，再加上之前的几次偶遇和后来的失联，就是傻子也晓得他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因为我已经把他当作了朋友，这些事我一概没有向任何人提过，就是和卫二月在一起的时侯，也默契地闭口不提。但是！这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经常在午夜梦回的时侯让我深深猜疑。过了许久，我才把自己从懊丧的情绪里拯救出来，我满不在乎地安慰自己，哼，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咱也是能为国做贡献的人了！
几天以后，急转直下的战事替犹豫不决的祖父做了决定。古语说“饱暖而思**”，也就是说吃饱了穿暖了没有性命之忧的时候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等到了连生存都有问题的时候，身外之物自然能一并抛却了。
因为听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了黄浦江上，整个上海一夜之间就陷入了惊恐之中。祖父不及多想就下了决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是听父亲的话举家搬到租界去。不到半天的时间，逃难所需的一应物资就被整理出来了。祖父有自己的原则“除了那些必要的和祖传的宝贝，其余的东西都留在大宅里”。
同样的，他仍旧保留着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认为这仗打不了多久还是要回来的。所以特意花大价钱雇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红头阿三”留在大宅子里替我们守护那些带不走的家当。所谓的“红头阿三”其实是上海人对于印度人的形象称谓，因为他们常年包着红头巾，所以这种称呼便不胫而走，反倒替代了印度人本来的称谓。“红头阿三”通常承担着以下这两种职责，其一是巡捕房的打手；其二则是看门人。普通的老百姓在他们手里吃了不少的哑巴亏，但是政府和租界当局却对他们信任有加，所以“红头阿三”在上海的名声一直不大好。
不过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比起来，“红头阿三”的形象便要可爱许多了。用形象的说法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是第三世界贫苦大众的内部矛盾，这其中的亲疏之别还是分得清楚的。祖父和新请来的“红头阿三”牛头不对马嘴地沟通了许久，最终还是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在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交代以后，祖父才带着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
说是“逃难”，要轻装简行，其实还真没轻到哪里去。祖父坐了二伯母家的汽车，其他人两两则坐着黄包车，还有后头雇来的好几辆货车载着用大木箱打包起来的家当，组成了一组不小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我们的新住所去了。中国人历来把乔迁新居视作是喜事，可是因为如今却是因为战火连绵的境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有的只有忐忑，绝没有半分欣喜。
我和母亲同坐在一辆车黄包车上，母亲见我神情紧张，便伸出手来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别担心，日本人虽然厉害，但是我们有几百万的军队，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有些愣愣地瞧着前方：“可是日本人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照着这样的速度，打下上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是整个中国都被他们打下来了，我们岂不都成了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么，怎么就不能早做防备，还讲什么攘外安内！”
母亲微笑着把我揽在怀里：“你这小脑瓜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上海有那么多的守军，哪就那么容易打得下来？再说了，日本人从来都是表面功夫做得极好的，他们就算野心勃勃想要吞下整个中国，却还想着不要和英国人美国人正面为敌，维持好自己的形象。”
第38章 投笔从戎也许是唯一能做的事了（）
我敢向神明赌咒，我觉得没有多想，日本人的残忍和野心在战争一开始就已经昭然若揭，而且无数血腥的事实告诉我，他们已经没什么耐心再去维护这种伪善的形象，随着战况的不断深入，他们的真实嘴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再也不需要投鼠忌器，中国人的厄运也就接踵而至了。
杨树浦紧邻着黄浦江，江面上传来滚滚炮声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所有人的耳膜，于是，人们纷纷传说，靠近黄浦江的区域是最危险的区域，日本人一旦登了岸，就要把老百姓都“丢到黄浦江里喂鱼”。对于上海人而言，“丢到黄浦江里喂鱼”虽然是一句戏言，但是却是青红帮惯用的手段，这种方法不但经济实惠，还能管保有来无回、尸骨无存。
于是，街上乱象横生，有些闲钱的早就变着法子地谋寻出路了。像我们一样逃亡租界的有之，带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到乡下去避难的就更多了。当然还有十分有门道的人，鬼使神差地搞来了远洋船票或者搭乘货机，用最快地方式逃开了战争。
但绝大多数的人，也就是那些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他们走投无路、退无可退，就只好留在原地听天由命。在被惊恐与慌乱笼罩的街道上，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搬了把小竹凳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外“乘风凉”。她温柔地拍着孩子，告诉他外头轰隆隆的响声是在打雷，而街上人仰马翻的场景是因为人们要赶着回家避雨。而小孩子看上去不过三四岁，睁着无辜的眼睛，懵懂地笑着，浑然不知天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我不忍地将头别了过去，母亲就趁势把我搂在了怀里：“没事了没事了，我和你父亲，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伤害的。”
而当天晚上，祖父竟然破天荒地夸了父亲，认为要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还能有没事租到法租界的这栋独栋小楼，全家人现在还要在杨树浦的老宅里担惊受怕。
他还念叨起少不更事、曾经“闯下大祸”的二哥，说是现在时局那么乱，日子过一天是一天，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启智这小子也算是走了大运，早早地被送到美国去。从今往后不管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何，朱家的这条血脉也总算是保住了，他也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至于是不是衣锦还乡，就要看他的造化和良心了。
我很庆幸地想着，幸好二哥走的早，要不然他总得学班超投笔从戎。而且按照他的个性，能够安安分分待考入军校，呆在指挥部做个作战参谋都勉强。说不定真就把不怕死的硬汉子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自告奋勇地到前线去打遭遇战了。我回过头，看到母亲嘴角面似有若无的弧度，终于明白，和我抱着一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
自从日本人一路打到上海，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就开始变得混乱不堪。父亲整天忙得天昏地暗，虽然他不说，也可以猜得到是忙着转移和销毁政府的重要档案。若是机密文件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就更加助长了他们势如破竹的进攻。
大战在即，公检法似乎都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之中。当官的和官太太们忙着拖家带口响应号召撤往重庆，像大哥这样刚入职不久的小秘书每天的工作就忙着替上司排队办理各种手续或者打包和整理各种收获用品。
我印象中的大哥，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范，这一回也是一样。和谈虎色变、惶惶不安的大多数人来，他的平静就显得很不寻常了。这两天他请了假替家里人安排处理搬家的事宜，但却并不怎么说话，因为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