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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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
9月13日是个好天气，他和曹表妹下午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桂香迎人，他们到龙井喝茶，在一个亭子里，还借了象棋，下了一局，然后讲莫泊桑的故事给曹表妹听，到黄昏渐近，循着原路走回烟霞洞。当夜，他写了一首白话诗《龙井》。9月14日的上午、下午，他都和曹表妹到山中最高的那个亭子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9月18日，“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19日，他与曹表妹出门，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夜间月『色』不好，他俩下棋消遣。9月22日，他们坐轿去云栖，出山后就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无『潮』，江滨沙泥地平软可行，轿子沿江行了好几里，风景很好。”他们在云栖寺吃了饭，下山沿江步行，过之江大学，到了六和塔，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心情愉悦。
9月23日，他见烟霞洞前梅树憔悴，在《烟霞洞杂诗之一》发出感叹。26日，他和高梦旦、陶行知、曹表妹等一行游花坞，先乘船到松木场，再雇人把船抬到河里，继续上船，两岸有着动人风致的靛青花开得正盛。走进花坞，路边全是大竹林，不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杭州名胜，多竹之地，韬光不如云栖，云栖不如花坞。我游此三处，一处胜于一处，可谓渐入佳境。”花坞出来，他们又乘船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四望都是芦花，他想象芦花盛开时，一片飞花满空的“秋雪”奇观，不无向往。28日，他们应徐志摩之约前往海宁看『潮』，当天回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这就是胡适一生中最快乐的“神仙”日子。
当然，他仍时时关注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在日记本上贴剪报的习惯没有改变，对于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消息他都很注意，对学术、文学更是没有放下。在烟霞洞，他曾写过几篇序，译过契诃夫的小说，校阅过张慰慈的《政治概论》书稿，还有两册中学历史教科书，他还想和徐志摩一起翻译曼殊斐儿，不过只开了个头，就放弃了。
从1907年到1923年，转眼17年过去了，33岁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的身体也牵动着无数关心他的知识界朋友。他在西湖烟霞洞休养，交游并没有中断，不仅书信往还不绝，还有不少人登山造访，各方面的人都有。
第19章 烟霞洞中日月短 （2）（）
瞿秋白曾远道从广州来看他，谈及广东和陈独秀的近况。9月20日上午，浙江第二师的军官祝绍周等带士兵上山野习，知道胡适在这里，特地来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说：“这几个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颇有思想。他们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说，组织同志，做个中坚，做个参谋本部。他们问应以什么为目标，我说，抽象一点就是‘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浙江真做到自治的省分’。”9月23日，高梦旦从上海来，著有《天乎帝乎》（胡适为此书写序）的越南人潘是汉和四个同胞到烟霞洞造访，胡适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9月24日，报人陈景韩（冷血）游山，说自己和狄平子都想请胡适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个全新的报纸。那张老报纸曾深刻地影响过胡适的少年时代，但他还是婉辞谢绝了。25日是中秋节，陶行知、高梦旦等上山，陪他一起过节。
他一度想永远脱离教育生活，从事著书的事业，但终于没有成真。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他内心很是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10月4日，天也凉了，病也好了，他决定下山，5日夜到达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7日晚，他与任鸿隽夫『妇』、徐新六等商量，决定暂时停办共出了75期的《努力周报》。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的信中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今天我们到烟霞洞，胡适住过的老屋仍在，却再也看不到胡适的白话诗手迹了，只有廊柱上的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
二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
”（转引自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页）如果说校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这次讲演没有发现完整的记录稿，竺可桢日记只记下大致的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