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走私1859-第2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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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的官僚体系，从此翻身做主把歌唱。

　　　　很显然，这个机会其实很多，因为根据新下发的官职对照表以及官员晋升体系，新生的中华帝国看来也有不少官员实缺，只不过是秉承一种宁缺毋滥的姿态而已。

　　　　换言之，中华帝国的官员坑位其实很多，只不过以前知识分子大都不乐意加入这个体系。再加上这些坑位的要求比较高，除了少数的幸运儿是直接推荐当官，其他全部都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这个体系。而要是通不过考试呢，中华帝国宁可让这个官位空着，也坚决不随便找人填补空缺。

　　　　最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决定重新学习，然后成功考试，毕竟就像他们很多人说的那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时代变了，朝代鼎革了。他们也要跟着变，如果不变，就只能成为历史尘埃。

　　　　对于知识分子的适应能力，那是一点也不可忽视的。想当年满清灭亡明朝。知识分子都能立马留辫子拍马屁，现在好歹也是汉人当权，心理抵触更低，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决定跟随新朝的旨意办事。

　　　　毕竟相比其他考评来说，通过考试当官，还算公平，再说也没有脱离科举，身份也依旧很高，比如高中生就可以被称之为大人。所以他们多少还算能接受的了。

　　　　比起知识分子的矫情，国债的推行就有些出乎意料的顺利。

　　　　第一期的国债，是五年期的国债。推广的形势则是直接四处发布告，布告的形势也都是统一的。

　　　　在布告中，不但说明了国债是什么东西，意义在哪里，到底有什么好处，同时也特别点名了一件事。那就是皇帝陛下已经带头认购了一千五百万国债。

　　　　按照布告中的说法，国债就是把百姓暂时不用的钱借过来。集中力量办国家大事，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另外呢，过了五年之后，国家经济更好了，有钱了，就可以把这些借来的国债再连本带利还给老百姓，这叫与民同利！

　　　　所以说，认购国债，就是支援国家建设，就是忠君爱国，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就是跟国家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国强则民富，民富则国强，这就是国债的意义！

　　　　本身国债的利息其实不低，加上宣传鼓动的文字又都是深入浅出的白话文，大多数老百姓一看就懂，就算第一次不明白，多寻思一次也就明白了。

　　　　大家一想也是，国强才能民富，而且国家借钱是以税收当抵押的，连皇帝陛下都认购了那么多，没理由自己也不买吧。

　　　　这还是后来的百姓，至于精武军早期起家的既得利益者，像那些大商人，精武军军属，还有早期的工人家属，他们大都因为精武军的崛起而获利不少，而这个时代的中国又很少有什么消费或者投资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有一笔积蓄，但也就是一笔积蓄而已。

　　　　现在看到国家发行国债，不但能赚钱，还能支援国家建设，跟皇帝陛下做一样的事情，那自然都是踊跃购买。

　　　　实际上，国债是有额度的，一千五百万两而已，如果真的放开了卖，那早就被那些大商号给吞掉了，这还给其他人混什么？

　　　　因此，真正的国债，是给各个阶层都留了一部分，争取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买一点，这也让国债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这跟另一个时空红色中国刚开始发行国债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的红色中国是真正的一穷二白，而在这个时空，虽然普通老百姓依旧穷困潦倒，但一些大商家却是不缺钱的，至少不缺那么几千两银子。

　　　　就这样，你认购一百，我认购一千，一千五百万的国债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其中超过七成都是被精武军早期的既得利益者抢去，只有剩下的三成才是给了普通民众。

　　　　当然，这不是故意给自己人特权，实际上是普通民众购买力太低，看看实在不行，才重新卖给自己人的。

　　　　随着国债的顺利发行，再加上早就储备好的纸钞与银元全部以帝国华元的形式成批量的面世，并通过军队、军属、工人、工人家属还有官员跟官员家属之手，直接进入到流通领域之后，立刻跟李永吉控制下的诸如粮食、食盐、茶叶、布匹、绸缎等大宗商品挂钩，并得到了积极相应。

　　　　这样一来，帝国的新货币就跟市面上的商品顺利交接，再加上中华帝国很多部门只认华元，所以金融市场上开始慢慢驱逐其他货币，并让老百姓逐渐习惯使用这种货币。

　　　　毫无疑问，只要能继续这样稳定运行，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假以时日，不但帝国的经济增长可以高速运转，新华元在中国也必然可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地位，顺利的完成金融改革！

　　　　到了那时，就是经济真正可以实现高速腾飞的时代了！而一旦经济稳定了，经济好转并腾飞了，政体也就自然会跟着适应过去，这就叫经济决定政治！

　　　　李永吉相信，有自己强力把关，再加上金手指的加速跟调节，中华帝国的高速腾飞，不过是时间问题。（未完待续）

第一八八章　公车上书（）　
当时间进入公元1860年12月，就在中华帝国实施所谓中华新政半个月的时候，第一波北方的冷空气过早的降临，让整个江南早早的就下了一场稀稀拉拉的初雪，而与这场初雪一起来临的，则是民间士子的一股反对新政的风潮。

　　　　这股风潮的源头，就是高中考试跟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跟传统考试内容格格不入，里面加了很多数学题、常识题以及历史题，真正的四书五经反而很少很少，这让大多数老一辈的士子完全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的意思，就是考不了高分，考不了高分，就当不了官，当不了官就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生活，所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天气变冷之后，这些不得志士子积压的不满也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私下聚集，公然批评新政起来。

　　　　在这些私下聚集的所谓睿智大儒看来，中华帝国新政府搞的这些新官制不伦不类，不中不洋，完全是乱政。

　　　　当然，他们不敢把评论的矛头指向皇帝，也不敢说首相的坏话，所以就把矛头指向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尤其是李永昌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首相幕府成员。

　　　　在这其中，伍廷芳因为年轻，出身洋派，加上又是重要的首相幕府行走，被攻击的就尤其厉害。

　　　　这些人也很聪明，攻击的主要方向从来不说内务府的事儿。但对其他体制都是贬斥的一塌糊涂，而且他们还拉帮结派，到处在公众场合批评政府。一副敢为天下先的态势，结果还真的遭到了很多人的颂扬。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胆子这么大，也跟当前的舆论大环境空前宽松有关。相比清廷，中华帝国对舆论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舆论方面从来都是管制很松，基本上是一种言论无罪的态度，这才让那些知识分子能够畅所欲言。

　　　　这些反对新政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不适应新政的老派儒生。之所以攻击这么猛烈，其实也有反戈一击的意图。本质上是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说不定就死中求活，总比在新政体下的没希望要好的多。

　　　　这种事情当然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本来首相府的幕僚们都主张强制抓捕的。但李永昌却一力反对，反对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

　　　　简单说，正是因为李永昌对知识分子的过于放纵，加上李永吉又不注意这块儿，才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反弹，要不然，如果一早就实行清朝初期的那些政策，甚至玩一把文字狱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些反对声音了。

　　　　原本这些事情。李永吉是没空操心的，他现在正一门心思忙军队整编的事情，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英法俄三国干涉。

　　　　因为就在苏州下第一场初雪的五天前。漫长的中英法俄四国谈判终于以全面破裂告终，俄国使者也正式的对中国递交了宣战书，从此中华帝国跟俄国就算是进入战争状态了。

　　　　所以说，在这个紧要关口，李永吉才没空理会国内的这些破事儿呢，反正经济改革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国债全部发行一空，新钞票的发行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在不过分影响物价的前提下，让帝国政府财政完全呈现一种过分盈余的情况。

　　　　在李永吉看来，国家只要财政没问题，军队没问题，其他一切都是小问题。

　　　　但是，当知识分子发展到聚集了上万读书人，集体在永华宫前跪地请愿，搞了一出公车上书的时候，就由不得李永吉不重视了。

　　　　因为事情的严重性，李永吉只能暂时离开虎丘大本营，重新回到了永华宫，去处理这个所谓公车上书事件。

　　　　说实话，对这个上万人集体跪地请愿的所谓公车上书，李永吉是有些头疼，也接受了他们的代表递交的提议，但这些提议在李永吉看来，完全是毫无用处。

　　　　因为这些人的提议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实都是泛泛而言，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真正抓住要点的，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对政策的改进毫无用处不说，甚至很多内容都是在开历史倒车。

　　　　比如第一条，是下诏鼓天下之气，不拘一格降人才。

　　　　说的挺好，但鼓什么气呢？通篇都是一些之乎者也，什么浩然正气的，但说白了就是要回复士子以前的地位跟特权，要把给工人跟士兵家属的特权，还给士子。

　　　　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听起来也很带感，但本质是想恢复举荐制度，也就是说不经过考试，直接通过民间士子之间的推举，来推举有名望有才华的“大才”，进入政府当官，把持地方甚至中央的大权。

　　　　在这里面，他们尤其诟病新的公务员考试跟内务员考试，因为这里面很多题目都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常识考试啊，逻辑题考试啊，数学考试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们很多人都不适应，至少比很多年轻人差远了，所以觉得荒谬绝伦。

　　　　所以说，这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矛头直指新的科举制度以及新的官员考试制度，是要从根本颠覆中华新政中的官员选拔与升级制度。

　　　　又比如第二条，是迁都定天下之本。

　　　　在他们看来，苏州龙气不足，南京更是诅咒之地，都不足以当首都，应该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

　　　　开什么玩笑，北京那边如今还是前沿阵地，而且李永吉的基础大都在上海苏州这边，南京又正在大兴土木，而很多地方都离不开李永吉的金手指。放下这边的大好局面去北京？李永吉脑袋得抽成什么样才能答应啊。更不用说是俄国人马上就要过来的此时此刻。

　　　　还有第三条，复汉家体制，行祖宗成法。

　　　　这也是扯淡。因为他们的意见，是恢复明朝的制度，让法院啊议院之类的都并入国务院之下，说什么责权一统，不能让审案子的独立出来制约官府。同时呢，也改掉市长县长之类的称呼，重新变成知府知县之类的称谓。

　　　　要真这样。李永吉干嘛搞三权分立？他之所以让**院跟议院分出来跟国务院平级，就是为了更好的监督政府。

　　　　因为相对而言。三权分立的监督体系，能更好的监督政府，而有了更好的监督体系，政府才能更廉洁更高效。单纯靠内务府玩特务制度，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