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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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准备北上的同时，又给张国焘发去一份电报，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其内容是：“国焘同志：你日前给四方面军下达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况且北进通道已打开，形势于我非常有利。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会改变，四方面军应即速北上。”
八月八日，中g中央公布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该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主席还不想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又去找陈昌浩、徐向前两人做工作，希望他们能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
黄昏，主席披着如血的霞光前往前敌总指挥部所在的潘州村。
夕阳的霞光从洞开的门窗中斜射进来，陈昌浩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在地图前悠闲的踱步。突然，房间的光线暗了下来，他转身看见主席高大的身躯立在门边。
“昌浩同志，你对中央的行动方针有何打算？”
陈昌浩微微噘嘴吹了吹杯中滚烫的开水，直率地说“国焘同志昨晚22时来电，命令我们南下。”说完，放下茶杯，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电文递给主席。
主席看完电文，平静地说：“你的意见呢？”
“国焘同志是总政委，他有权决定部队的行动。中央既然无法说服他北上，那我们就只好南下了。”
主席深深地叹了口气，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从陈昌浩的房子出来时，暮色渐浓，主席又来到徐总指挥的住处，站在院子里大声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
xu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主席见事已如此，就没再多费口舌，遂跨上战马，告辞而去。
近几天，我师正积极地做着北进的准备。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我师担任北上开路先锋的任务。我和政委正在研究有关事宜，忽听警卫员报告说：有一支三十来人的马队正向师指挥部驰来，看服装好象是四方面军的人。我和政委两人对望了一眼，心里估摸着是来当说客还是来催令的，便吩咐通迅员去通知警卫营长注意接待。没过多久，警卫营长便陪着来人进入师指挥部，“陈师长、程政委，你们难道还未接到前敌指挥部的南下命令。”
我和政委抬头一看，原来是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和副参谋长李特，说话的正是陈昌浩政委。“哦！是陈政委和李副参谋长，稀客呀！来，请坐。警卫员，倒茶。”我估作不晓的起身接待。
“陈师长，茶就免了。你们接到南下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展开行动？”陈昌浩一脸严肃的责问。
“南下！是谁下的命令？中央的决议是北上。”我毫不在乎的反问道。
“是我们张主席下的命令，他是红军总政委，有权决定左、右两路军的行动。”李特在一边嚣张的插言说。
“哦！你是说川陕苏区的张国焘同志吧。他只不过是中央派往一个地区工作的代表而已。至于总政委吗？你知道是谁任命的吗？”我知道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兼打手，便估意嘲弄他说。
“你、你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我要告诉张主席撤你的职！”李特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嚷道。
我看着李特这付气急败坏的样子，心中感到好笑，便不急不忙地回击道：“李特同志不要激动吗？不知道就要虚心请教，我告诉你我这正军职是中革军委任命的；张国焘同志的红军总政委亦是中革军委任命的。我这里有一份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我师担任北进的开路先锋，你们说，我是听张国焘同志的？还是听中革军委的？”
陈昌浩、李特两人一听楞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我接着慎重地说道：“昌浩同志、李特同志，大家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对党的组织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集体研究决定的；昌浩同志，你是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举过手的，张国焘同志也是参加过会议的，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集体作出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绝对不允许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更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原则，这是要犯错误的。”
“陈师长说的对！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军队，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我们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决议。”程政委及时插言，我两人一唱一合，讲的在理，弄得陈昌浩、李特都不知怎么开口，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送走陈昌浩、李特等人之后，我们就北上之事作了安排，由我率师特侦营、工兵营、狙击排及第三旅作为先头部队，第一旅紧随其后，政委率第二旅护卫师直属部队殿后出发。
八月十日，天刚朦朦亮，连早起的鸟儿还在酣睡，我便率先头部队从包座附近出发，迎着金秋的晨风，精神抖擞的奔向甘南。一路势如破竹，将那些拦路的番兵、民团及少数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荒而逃，迅速向前推进。
八月十二日傍晚，中央纵队、红军大学及五军团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俄界是一位杨姓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他们对红军没有什么敌意，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时，杨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厍向红军敝开，让我们用一些枪支弹药或银元换取他的粮食。结果我们用银元将他的仓库粮食全部买下来，留给后续缺粮的部队。
第三十六章 抢占腊子口（二）（）
会上，许多同志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主席不同意；主席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不可像玻璃那样，一碰即碎，而要像牛皮糖那样，有点韧劲。为什么呢？因为这关糸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仍然统率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并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未向全党公布。随后，中g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电报措词相当严厉：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一方面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并期望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四方面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中央纵队与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现实的表现，是使红军陷入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为。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布署四方面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八月十三日
我开完会后立即返回追赶部队，部队正全速向腊子口前进。腊子口在俄界的东北方向，两地相距约三百八十里。路非常难走，要沿着原始森林中的白龙江河谷右侧的险峻山道而行。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岷山的主峰，流经甘肃和四川交界处的河段是最险要的地段，江水在乱石中奔涌，涛声如雷。特别困难的是要经过一段古老的栈道，栈道是在绝壁上打孔架设而成，高悬于距江面一、二十丈的半空，栈道宽约两米多，上面铺有木板。我率先头部队到达时，发现栈道上有些地方的木板被拆掉了。后经了解原来是当地反动武装干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红军进入甘南。我马上命令工兵营上来抢修和加固栈道，以保证炮兵及辎重部队安全通过。可恨那些反动民团，竟躲在对面树林里打冷枪，由于栈道上无法隐蔽，使我军伤亡了好几个战士。我怒气顿生，调来几个狙击手进行掩护，不到十分钟，对面的树林中再也听不到枪声。很快，栈道抢修加固好了，部队又继续向前蠕动。
经过五天的艰难跋涉，先头部队终于到达了腊子口附近。我命令部队在离隘口约两里远的一片树林里隐蔽休息；便带着罗旅长、106团团长、师特侦营李营长等人前去察看地形。
腊子口是川西进入甘肃惟一一条通道上的险要隘口，传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守卫腊子口是国民党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六团，团长朱显荣。六团不但齐装满员，还得到五团一个营的加强。在这样一个天然隘口配备六个营的兵力已经足够了，但师长鲁大昌还是不太放心。因为蒋介石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如有重要防地失守，“惟各该防地军政主官是问，照失地纵匪论罪”！那是要杀头的。鲁大昌不敢疏忽，当闻知红军已向腊子口方向开进时，他立即命令一旅旅长梁应奎率一团的两个营和旅直属部队，并携带机枪、迫击炮及大量弹药，向腊子口紧急增援。
我带着罗旅长一行十几个人悄悄地靠近前沿观察，眼前场景令我大吃一惊，腊子口果然不负天堑之名，地形险峻至极。隘口两边的山头，仿佛是被一把巨型大刀削齐了似的，既高又陡，无路可上。从沟底往上仰视，隘口顶宽只有十来丈，两边绝壁峭立，约有七八十米高。腊子河从沟底流过，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漩涡，水并不很深，却是雪山上的冰块所化，寒意沏骨，不能徒涉。在隘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