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2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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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民间一直有个传言，说的是：“灭魏者，吴。”
这显然是汉人在背后造谣，幻想南方政权能渡江北上，一举消灭北魏，恢复西晋早期版图。
不过刘义隆并没有完成此事的准备，倒是卢水匈奴人盖吴，对此事颇为上心，他认为这里的吴，指的并非吴地，而正是他自己盖吴。
445年9月底，适逢北魏讨伐柔然失利不久，盖吴认为机会难得，在杏城聚众起兵，叛离北魏，于是各地受压迫的匈奴人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集结了十余万人。
盖吴一面让同党赵绾到刘宋呈献降书，请求支援，一面开始不断扩张，壮大自身实力，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势力悄然诞生，在成功击杀长安防守副司令拓跋纥之后，更是成了拓跋焘的心腹大患。
关中百姓已经历了太多战乱，唯恐再被这次祸乱殃及自身，除了少部分人加入到起义军的阵营，更多的则选择南下避祸，渡过渭水，逃入终南山。
国内人心思变，拓跋焘对此事极为警惕，第一时间征调高平的敕勒骑兵部队前往长安，又让将军叔孙拔，统率并州、秦州、雍州三州的军队进驻渭水北岸。
与此同时，盖吴派别动部队司令官白广平，向西劫掠新平、安定，又派一支军队，向东劫掠临晋以东地区，俨然一副大杀四方的气势。
然而这些人毕竟只是庄稼汉，战斗力远不如北魏铁骑，与北魏政府军交手之后，死伤六万多人。
虽然损失惨重，但丝毫不影响后来者的加入，河东蜀人薛永宗，很快也聚集部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地方政府。
所谓河东蜀人，与美籍华人的概念差不多，即现居河东，但祖籍在巴蜀。河东薛氏大概是在三国之后由蜀地迁到河东，在多年经营下，已然成了当地一支庞大的家族势力，算得上是河东望族，也是中国境内的几大知名望族之一，虽没有东晋时期的王谢那么耀眼，但未来也会大放异彩。
闻喜当地没有军队，因此当薛氏起兵，县长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还是县民裴骏集结了大批乡间豪杰，齐心协力击退了薛永宗。
薛永宗见好就收，知难就退，于是掉转枪头，带着老乡们向盖吴靠拢。
拓跋焘得知这一动向，立即让薛谨的儿子薛拔，号召家乡族人，在黄河北岸兴筑营垒阵地，切断盖吴与薛永宗之间的交通线。
薛谨是在刘裕时代投入北魏怀抱的，多年来不温不火，若非碰到族人叛乱，可能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拓跋焘试图以薛制薛，只是效果并不显著，以致后来不得不御驾亲征。
11月15日，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立文武百官，与北魏政府彻底决裂。
拓跋焘相当不爽，经过一番部署，于446年正月14日，亲率大军先行讨伐变民首领薛永宗。
大军抵达东雍州，直逼薛永宗的大营，宰相崔浩进言道：“薛永宗不知陛下御驾亲征，军心一定松懈，现在趁北风强劲，应立即攻击，必能一击制胜。”
拓跋焘同意，两天后便包围了薛永宗的大营，薛永宗战败之后，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自杀。
薛永宗的族人薛安都，之前占领了弘农，得知拓跋焘亲征，且薛永宗已经兵败，自知无力对抗，果断放弃城池，南下投奔刘宋。
薛安都是当世虎将，加盟刘宋对于刘义隆来说，当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刘义隆开始不觉，但惊喜就是因为在意外之时出现，才令人感觉赏心悦目。
拓跋焘几乎片刻也不想停歇，解决了薛永宗，立刻朝着盖吴推进。
正月17日，拓跋焘西渡黄河，抵达洛水桥，这时听说敌人驻屯在长安以北，认为渭河之北，田没有粮，野没有草，打算到渭河南岸，沿渭河向西。
但当他把计划告诉崔浩，却并没有得到支持，崔浩说：“打蛇要先打头，头如果粉碎，尾巴就毫无力量。
而今盖吴军营距离我们只有60里，用轻骑兵袭击，一天就可到达，一到就会把他击破。
击破盖吴之后，再南下长安，不过一天路程，多一日行军，没有伤害，如果到渭河南岸，则盖吴必定会从容不迫地进入北山，短期内就不容易剿灭了。”
这一次拓跋焘选择不接受，固执己见地沿渭河南岸，向长安进发。
正月26日，拓跋焘抵达戏水，盖吴得到消息后，果断焚毁了粮草辎重，纷纷逃入北山，魏军徒劳无功，且毫无应对之法，拓跋焘不禁大为后悔。
可惜后悔也不能做出任何改变，只能接受现状而已。
2月2日，拓跋焘还是如期抵达长安，悔恨之下，在周至、陈仓、雍城等所经之地，下令凡是与盖吴互通消息的汉人和其他非鲜卑人，全部杀无赦。
（本章完）
第376章 太武灭佛（）
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高潮，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