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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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哥与刘元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
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星汉的郭守敬元代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但是要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必然首推“学究天人”的郭守敬。
勤奋治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
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不吃闲饭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
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钓鱼图万世历表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清官维吾尔族出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屈一指的就是元初的名臣廉希宪。
以“廉”为姓廉希宪的父亲在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三朝做官，居官清廉，执法公正，功劳卓著，死后追封为魏国公。在蒙古大汗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廉希宪的父亲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廉访使，也就是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的长官。
任命的当天，次子希宪刚好出生，他非常高兴，对家人说：“古时候有人用官职为姓氏，上天大概是要我以‘廉’字为宗族的姓吧。”从此，他的子孙便都用“廉”为姓。
“廉孟子”
廉希宪字善甫，从小就很热心读儒家的经书和历史，刻苦而认真。经过数年的苦读，他成了一个学问很深的青年，这时正好忽必烈在到处招贤纳士，听人说廉希宪学识渊博，就召他入邸为臣，对他很是器重。
进入忽必烈的府第后，廉希宪仍然苦读经书。一次，他正专心地读《孟子》，忽必烈派人来叫他，他揣着书就去了。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见利忘义、仁义爱国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他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就以“廉孟子”著称，成为当时一大名人。
在公元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在廉希宪等人的辅佐下，击败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后来他就任京兆道宣抚使。两年后，担任中书省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廉希宪还担任过北京、江陵的行省长官，在公元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仅49岁，可谓英年早逝。
以廉闻名廉希宪不但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且品格也很高尚，一向推功揽过。志元七年（公元1270年），因为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尼赞马丁，惹恼了忽必烈而被罢官。忽必烈很快又后悔了，问侍臣他在干什么，侍臣说他还在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读书确实是朕曾经倡导过的，但是读书不用，还不如不读。”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他哪里是在读书，不过是在整天吃喝玩乐！”忽必烈听了脸色大变，怒斥道：“胡说！希宪清贫廉洁，人人皆知，拿什么吃喝？”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两袖清风廉希宪官虽然做到了宰相，但为国效力却始终保持着清廉作风，俸禄之外从没有贪私之物。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一张琴和几箱书，没有其他私产，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归顺元朝的南宋将官都带着很多金银去见元朝的地方长官，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要罪加一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