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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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元朝秘史》载：“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主不罕又译作搠不罕、绰不干、苏巴尔罕。
②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塔察儿传》，《速不台传》。
③《宋元战争史》。
④《元史·木华黎附塔思传》记载：“甲午秋七月，……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于是命塔思与王子曲出（阔出）总兵南征。
⑤金牛道，又名石牛道，为秦、蜀间重要通道。起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四川，经广元趋剑阁。见《宋元战争史》。
⑥《元史·宪宗纪》。
⑦《元文类》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⑧《元史·世祖纪》。
⑨《元史·郑鼎传》，惟鼎传误将“世祖”记为“宪宗”。
⑩《宋元战争史》。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见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①。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一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②。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古代山水画鉴赏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③。
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④。
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⑤。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祷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⑥，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⑦。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⑧。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⑩。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