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一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三 消灭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县衙门口，一个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来告状。
告状人叫王泷南，是当地著名的“光棍”，平时横行乡里，恶名远扬。他所挟的书叫《字贯》，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的一本字典。他禀告县令说，这本书“狂妄悖逆”，十分反动，应该严厉法办。
县令和王泷南没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县令接过书，粗粗翻了一遍，皱着眉头问：“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罢了，有什么悖逆之处？”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请看这几句。”
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自序中写道，《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有问题：“《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他的这部《字贯》，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同义之字，贯穿一处，便于查找。
县令仍然大惑不解：“这有何悖逆？”
王泷南急急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皇帝御制，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县令哑然失笑：“哦，原来如此！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刚说完，县令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他眼睛一转，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
乾隆中期的官员们，对文字之案，一律宁左勿右。他们素知皇帝对文字问题看得极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国开始推行“查办禁书运动”，大多数省份表现不力，查出的禁书数量寥寥。江西却成绩突出，在海成的紧抓之下，两年间查出“不法”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之首。
虽然对文字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海成也觉得《字贯》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句话，顶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去年才勉强惨胜，大丢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别是推进“禁书运动”两年多，各地督抚毫不用心，进展十分缓慢，令皇帝一筹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须眉皆立，满面涨红，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究竟什么事，让皇帝如此动怒呢？原来在第十页上，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则便犯了“讳”。
这本是一片好心，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而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却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说《字贯》的“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给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雍正年间，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他大不以为然，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因此，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做他犯“庙讳”“御讳”的文章，海成让“悖逆”“开卷即见”的《字贯》漏掉，也并不是他“双眼无珠”，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皇帝这次为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
历经父祖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继以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国势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
虽然治绩如此辉煌，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说“处泰虑否”。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凡事达到极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转向衰败的开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之时，越要振作精神，否则就会翻车。“保泰持盈”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文件当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当此全盛之日，自己“惟当益加兢兢业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实录》）平准不久，他写诗自励道：“日励自心强不息，敬天勤政又从头。”
皇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奋发勤政。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只有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
经过“夙夜倍切”，细心梳理，皇帝发现，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是，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还在上面批批点点，大表赞同。这个案子说明，一些人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华夷之辨”，不认同大清的统治。与此同时，几起零星的民间暴动，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马朝柱反清案，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之后，汉人头脑中的“反清意识”仍然是社会动乱的最佳火种，是大清社会存在的最大隐患。
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了内地人民的身，却没能彻底地“驯心”。而只有达到“驯心”的统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然而，“驯心”又是最难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皇帝提出了“大兴文治”的口号。皇帝说，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皇帝还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标准的历史。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导大臣编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