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2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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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下这个旨意，其实是他内心里同样也在权衡和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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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过去通常要考虑地理上因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所在的城市职能怕都需要重新合理的定位。
因为“国都”的重要，首先是来自于它国家行政和政治上的核心地位。一般来讲，伴随着这个地位，它往往又会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制造、贸易、金融、教育、科研、甚至是娱乐、传媒、体育等方面的中心。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赋予了远超其它地方或城市更多的职能。
这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没有外部环境的变化，仍然会让一个城市不堪重负。其原因就是，一个城市具有的职能越多，它所集中、或需要的人口就越多，承担的压力自然很大。
从媒体报道上可知，后世共和国的首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拥堵”、城市环境恶化、水资源缺乏、房价、物价的飞涨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与城市定位分不开的。
“迁都”是一个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而且历史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国都。
当然，在有些人的看法里，这是一种“国本”的动摇。
但无论迁不迁，更重要的，恐怕是将来要重新合理地对它进行定位。也就是不要赋予它太多的城市职能。
因为只有城市的定位改变、职能被分流，才能改变人员、至少是外来人员的流向。否则“漂”一族的规模不仅不会减少，将来还是会“漂”来，所有的问题仍然会重复。
事实上，“国都”的首要职能是它作为国家的行政、政治中心，其它方面并非一定要理所当然的往“中心”上靠，完全可以向其它地方分流。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让更多的其它地方得到发展，且还可以使地域之间的分工趋向更合理。
在这点上，美国的做法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他们的首都华盛顿就只是一个行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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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的内心里面，临安、甚至广州都被他排除在未来“国都”名单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太偏，不利于将来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而且在这时代面临外敌、尤其是北方来敌，还易于造成“偏安”。
由于后世的因素，本来他颇倾向于以建康、即后世南京的为都。但经反复考虑后他又觉得，综合另一个时空中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建康未必是一个理想之地。
这里面重要的原因是：建康仍然偏处于长江下游，以它为都，经济上的好处是显然的，但从整个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南方的角度来看，不利于全局的掌控。
鄂州地处长江中部，以它为都，一可加强对上游四川的控制，二则很方便地将影响力延伸到长江下游地区。
为了在以后更好地决策，故此他让参谋院在纯军事的层面上，先对此事拿出一个判断。
以文天祥为首的兵部、参谋院接到陛下的旨意后，很快就进行了评估。在他们看法中：
以建康为都，为了确保它的安全，首先两淮之地要在手，另一个，荆襄地区不容有失。而荆襄之地的安全，又取决于襄阳和川中。如果川中易手，顺流而下的对方，对荆襄威胁极大。再进一步讲，失去了荆襄之地，下游的建康等地，仍不免陷入危局。
以鄂州为国都的好处是，它势必要求朝廷全面强化在此地的力量，居间调度，有水道的便利，禁军将很方便地对长江上、下游地区快速进行增援。在这点上，建康的确不如鄂州。
参谋院的评估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除了陆秀夫之外，朝廷的众多大佬都不知道，陈羍就更不可能知道了。但张世杰和茅湘却是清楚的，他们对陛下亲临鄂州的原因早就心知肚明，所以显得神色如常。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大事，陛下没有垂询朝廷的各位重臣，却向陈羍这个地方官开了口。
当下，帝国陛下看了一眼张世杰和茅湘，向陈羍交代道：
“陈爱卿，关于此事，朝廷仍在评估，如若您有其它灼见，可直接上奏给朕。”
陈羍心中微微一凛。他明白了，此事朝臣们仍未得知，而他已预先得闻。
东把这件事告诉陈羍，其实是非常看好这位能力出众的夫子，因为在他的“黑名单”里，“陈老怪”实已排在了未来荆湖节度候选人的第一位。
但不管是否将来以鄂州作为国都，眼下的首要之务，还是彻底夺取整个荆襄地区。
荆湖都督府，作战室。
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徐汝安等一众江淮军将领均已在此。
帝国陛下和张世杰、茅湘、左大三人走了进来，看到他们，众人都肃然而立。待陛下来到主位，然后在他的示意下，众人才凛然入座。
瞧瞧，这样的场合才真正给兄弟咱以一个“爽”字。军中规矩之严，那可不是盖滴。
朝堂？唉，它经常只是让兄弟俺头痛。
落座之后的帝国陛下首先开口：
“左将军，代朕向军中将士致意，朕其实非常应该前去看望他们。”
闻言，张世杰和茅湘都暗中翻了翻眼。
好么，你念念不忘的，就是还想跑。
左大则立刻起身。
“末将代军中儿郎谢陛下恩意。请恕末将直言，陛下龙体，此时仍不宜于前往江陵。”
左悍将这番话说得既由衷、也义正词严，因为他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陛下在等他了。
宋军在景炎十一、十二年夺取荆湖南路的作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前瞻性行动，就是在水师的配合下，借敌溃败之势，趁机拿下了江陵。
请注意，作为一个区域比后世的“省”还大的古荆州，它有三个为每一个看过《三国演义》之人所熟知的关键要点。一个是襄阳，另外两个分别是江陵和江夏。
襄阳北扼汉水，在它的西面，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东边，则是大别山区，因此，它就是荆州的北大门。拿下了它，对北方之军来说，整个荆州的大门已打开。反过来，荆州之兵要想进军河南，北上中原，也必须以襄阳为基地。所以，它自古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从襄阳走陆路向南，经所有人耳熟能详的当阳长坂，即抵达地处江北的江陵。
江陵在东汉末属于南郡，到了宋代升为了江陵府。它的重要性，《宋史》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江陵国南巨镇，当荆江上游，西控巴蜀。”
而江夏郡的重要性则更容易为后人所理解，因为隶属于它的夏口，就是眼下东所在的鄂州、后世的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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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纯粹是一孔之见，切莫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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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 附录
－－－－悲情的蜀汉英雄
在赤壁大战前的荆州争夺战中，刘表之子刘琮的投降，其实质，就是向曹操敞开了荆州的大门。1，在这种情况下，兵微将寡的刘备就只能南撤。
刘备南撤经过襄阳，孔明当时劝他夺，他却拒绝，很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不提双方实力上的差距（刘表的实力本就弱于曹操），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即使夺下了襄阳也很难守住。弄不好甚至还变成了困守孤城，陷入绝境。到时怕就只能指望江夏的刘琦来援了，而那个刘琦显然更不是曹操的对手。
这点我们看看宋末襄阳之战的整个过程，就可以推断出来。
所以，当时刘备的一句“吾不忍也”，颇似有点在“作秀”。
“不忍”可能真有，但更多的，怕是“不能”。
孔明劝刘备夺襄阳，应当是建立“人心向汉”的基础上，问题是他刚出茅庐，实际上远没有刘备对曹操的厉害认识更清醒。
这样讲的主要原因是：刘备不仅一直在与曹操直接相抗，而且他同样深入过曹营（关羽其实是“二进宫”），所以他不可能对曹操不了解。
这可不是在贬低孔明帅哥，俗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每个人既有长有短，也都有个成长的过程。
历史上的诸葛亮的确是天才，但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比周瑜要年轻。《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之言，不能完全当真。
刘备撤退的地点首先考虑江陵，而没有选择实际上应当更便捷的水路、顺汉水而下到江夏，与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汇合，除了史书上讲的“江陵有军实”外，江陵所处的位置同样应该有着非常重要的因素。1，
如果刘备撤到江陵，他就能背靠长江抵御曹军，同时和江夏的刘琦联合，不至于彻底被围困。这样，荆州要地三者有其二，他就仍能控制整个长江中部的水道。一则以后可以寻机夺回襄阳，二则将来还便于夺取四川。
刘备撤往江陵的过程还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在如此重要的关口，他仍能带着百姓一路走来，而没有抽身先行，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
只不过曹操真的非常厉害，他一听刘备退往该处，立刻亲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急行三百多里，在当阳长坂杀了这位“皇叔”一个措手不及。导致刘备只带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脱逃，最终只能退往夏口。
由此，变成了曹操控制了长江中部的上游，并顺流而下。
此举固然使刘备面临着灭顶之灾，同时也威胁到了江东。其结果就是，孙、刘两家联手，赤壁大战爆发。
而赤壁大战后的最终结局，是曹操仍占襄阳、刘备得到了江陵、孙权控制了江夏，荆州要地三方各有其一。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此在荆州地区初步形成。
但这个鼎立的局面实际上非常脆弱，这主要在孙权。因为孙权的江东此时受到了两面压制，一个是来自两淮的曹军，另一个是地处上游的刘备，这就让孙权始终对上游的荆州非常敏感。
刘备的失误是他和关羽都没有完全贯彻孔明“与孙权结好”的主张，屡有冲突，而孙权又由于上游被别人控制，心中始终存有疑虑。因此，在关羽攻樊城时，他就背后下了手，导致关羽败走麦城。
事实上，关羽攻樊城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打破三方于荆州的平衡，它不可能不引起孙权的关注。一旦关羽荆州要地有其二，那么，最后一个江夏就很难在以后保住。
从这点上来讲，孙权为了他的江东而偷袭关羽，同样也是不得不为之。可这就让蜀汉彻底丧失了荆州，同时也让刘备和诸葛亮在以后成了悲情人物。
蜀汉拿下汉中以后还不到两年，孔明当初预言的“天下有变”就发生：
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篡位。
刘备的这一生，是他、包括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认为，他终将成为另一个中兴汉室的汉光武。而且此时不能不说，他最后、也是最大的机会终于出现。
可到了这个时候，荆州的重要性更愈发显现出来。因为即使过去再不清楚，在经过汉中的争夺后，“蜀道难”必然会为刘备和孔明实地所知。它显然不利于大军出川的行动，更不要说别人还有防备。
但恰恰就是在这最重要的时刻，荆州却于上一年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