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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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市面上物价腾然，不仅势必会危及朝廷现行的币制，更将影响到陛下以后的北伐大计。”
赵与珞彻底无语。
陆秀夫的学识、能力，无疑是要远高于赵与珞的。
事实上，凭他所处的职位，他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陛下钱币改制后，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行朝所投放出来的新钱数量就已极为庞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发行会子后，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时间，从开始的一
千万贯，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其中最快的时期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的这十四年，从三亿三千万贯攀升到六亿五千万贯，年均增额为两千多万贯。由此，形成了会子危机。当时朝臣公认的看法就一条，“过滥”。
而在他好学生的折腾下，尽管有了国债、宝行的举措，行朝投放的钱币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琼州、流求如此狭小的地域内，行朝却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物价急剧上涨。这种反常，就不能不让陆秀夫深思。
话说回来，叶李能看到的事，陆秀夫就更不会看不出。所以他早已明白了陛下当年一定要推行粮食榷卖榷买之政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军需，更是要“压制物价腾然”。
何况后来他还从他好学生的嘴里得到证实。
因为在景炎十二年陛下与他和宋瑞的那次密议中，他们三人不仅议定“经略西南”，同时还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朝廷要建立起所谓的“战时体制”。
当时对“战时体制”中的“民政”，在他的追问下，陛下所给的解释是：“安民，发展生产，在侧重于军事的前提下，尽力保障民生。此时尤其要防范物价腾然。”
这就足以让陆秀夫对陛下过去的有些行事脉络和目的彻底了然于胸，他也就不难了解陛下推行“新盐政”的真正目的。
陆秀夫所具有的学识本就让他很清楚，这个“新盐法”其实一都不新，完全可以说是对很久以前、朝廷在河北地区所用之法的一种改进。
（宋代在这个盐上，颠过来倒过去，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的有些举措，不仅为后世的明、清，甚至是南方政权所采用。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就不提了。）
但“盐”不仅属于“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为百姓生活之必须，且自古以来，它与“粮”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反映在四个字上：“斗米斤盐”。
虽然这种描述并非绝对的精确，可它的上涨，必然会推动物价的升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而朝廷过去在盐上所实行的榷卖榷买之法，却抬高了盐价，这显然与陛下“战时民政”中的“安民、保障民生、防范物价腾然”的宗旨不符。所以，为了更大的目的，那个狡诈的小子不惜舍弃了朝廷在盐上面的厚利。
只不过让他无语的是，这又是与历代的做法逆着来。
陆秀夫的看法绝对还是到位的，他现在对他好学生真的不要太了解。但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人果断地抛弃大宋旧制，同样有后世的因素在内。
因为虽然南宋在“盐”上面，年收入可能要高达近一亿贯、十个亿，可这仍然是毛毛雨。
后世南方政权于抗战退守西南时，在盐税上更曾达到过年收入七百多亿。
他们能做到这，不仅“榷卖榷买”，而且还不断地加税。从战争爆发前的每百公斤盐税五元（这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相当合理的），到战争开始后退守西南、变为每担（50公斤）附加300元，一直发展到每担附加7000元。理由当然是战争开支巨大。
但是，随着盐价的上涨，古人所说的“斗米斤盐”必然会应验。其结果就是，盐价成为物价急剧上涨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虽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而物价涨上去容易，降下来就难了。
其后更形成了可怕的、螺旋般上升的恶性通货膨胀。
急剧的通货膨胀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古书上也有，宋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后人总结南方政权的败因之一，主要是经济崩溃，真的也没说错。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势必重复过去。”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恐怕也就是没有记住那些已经记录下来的历史。
帝国盐政新法的实施，最终决定先在广南东路试行，并且陛下秘密前往建康之前，更指定赵与珞和徐宗仁亲自处理。于是才有了老赵和徐大尚书亲赴盐场之事。
但“新盐法”不过是于压制物价的总目标下，对过去弊政的一种扭转，某人拿它来开刀，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放开这个其实并非重要的物资之后，转而控制其它东西。那些东西才应该在这时代被称为真正的战略物资，并为战时经济政策所注重。
当下，帝国陛下看完了奏疏，他微微笑道：
“老师，赵爱卿，先生，朕看这定得很好。朝廷可以公告天下，并在沿海诸盐场一并推行。”
随即他想了想，再度拿出了另一份文书递给了陆秀夫。
“老师，赵爱卿，先生，自即日起，昭告天下：凡战时期间，大宋境内的粮食、铁器，包括各类兵器，棉、麻、毛、布帛；茶叶，药材，皮革，一律只许进，不得向外输出。如有任何违抗朝命者，一次罚没，二次抄没家产，第三次，弃市。此定为战时规制。”
赵与珞和徐宗仁吃惊地相互看了一眼，现在事情又升级了。
但陆秀夫从他的好学生眼中还看到了某种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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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三章 规矩
皇宫。
吉安在奉上了两盏茶后，无声地退了出去。
帝国陛下看了看杨亮节，淡淡地开了口：
“舅舅，近来府中缺钱了？”
杨亮节的神情显然有点不安。
“陛下说笑了。”
“不是吧，不缺钱何以舅舅要将府中的粮卖了？”
某人的语调依然很淡。
“陛下，那是江南府中的下人所为，臣在广南，实所不知。”
闻言，帝国陛下沉默，他望向了远处。
对面的杨亮节偷眼看了一下，没有从对面之人的脸上看到任何表情，只有着某种平淡。但老杨内心里的不安却愈加强烈。
东此次到建康，回来时其实心情很有些恶劣。
因为身为帝国“陛下”的他，既然到江南见了军中将领，自然还要与文官中的刘黼、苏景瞻等人会面。而刘黼和苏景瞻、包括苏刘义，在最后都向他禀报了一件事：国舅杨亮节前些时候曾把粮食卖往北方。
这件事其实是宋军水师先察觉的。这是由于，用船运粮不仅不太引人注目，且装运量大。
但也恰恰由于装的是粮食，船吃水较深，让游弋的禁军水师觉得可疑，所以被他们拦截检查。
一直以来，宋军“抢劫”的重要物资之一就是粮食，尤其是水师的兄弟们，在刘老大的指挥下，更是这种“抢劫”的急先锋。现在竟然发现有那么多的粮食要向外运，他们自然当场扣押。
可随后再发现是杨府的人做这事，这些人也就可以理解地内心里嘀咕了。
下面的人报到驻守东南的水师将领张达、方兴这里，这俩人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们就又报给了苏刘义。
虽然从隶属上讲，张达和方兴的水师并不属于东南都督府直接指挥，可苏刘义毕竟是兵部督军司的督军指挥使，且他与陛下最“近”。
苏刘义得报大吃一惊。
老杨手里有大批的粮食，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苏刘义绝对是知道的。
因为上一年他率军东下时，杨亮节的人紧跟着就回了江南，并于第一时间收回了过去属于他的田地。那个时候，想必江南也没什么人敢得罪他这位国舅爷。
而杨亮节如此迫不及待，是迟一迟，就要少收“一岁之租”。
有人说了：老杨身为国舅，你把他讲得也太土财主点了吧？
泪奔啊，这个“土财主的一岁之租”，有时候您还真不能小视。高宗时期，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就曾经“岁收租米六十万斛”，也就是三十万石。
在这时代，以老杨的身份，他过去肯定不会是仅拥有几百亩地的主，那只能算是小户人家，与他的身份、地位根本不符。
话再说回来，就算过去他没地，仅凭“国戚”、当初“护驾”之功，不用等到“致仕”，他也必然是文官“护国之功”中最高的一等，有一万亩免税二十年的土地。
后世有学者认为，南宋的亩产可以达到三百多斤，这个结论不能算离谱。
因为，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一般来说，越是人类早期开垦的土地，它的自然条件越好，也就更多的是良田，而后开垦的土地，自然条件理应相对要差。
此外，江南水稻的产量本就相对北方要高。
那么，以这个亩产来推算老杨的收益，也就是：
三百斤的亩产，按自古以来百分之五十的地租率来算，“一岁之租”至少是一百五十斤，在宋代就是一石（=十斗）。
一万亩的“岁租”是“一万石”、也就是“两万斛”、“十万斗”。这仅仅只是张俊的三十分之一。
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无论在北宋、还是南宋，一旦发生战事，粮价都在一千至两千文一斗。王朝末期更达到了一万文、数万文一斗。
战乱之后，有行朝的粮食“榷卖榷买”之政，江南就算了，可在失去了江南贡赋的北边，粮价肯定居高不下。更何况老杨卖粮之时，正处于chun荒。
即使把粮价定为低一点的一千文一斗，老杨的“一岁之租”也能卖个十万贯，按后世的币制就是一百万。这已经是最低的估算了。如果把粮价算高点，再加上他过去拥有的田地，这个数字，您还真需要好好地掂量。
把粮卖给朝廷？才三百文一斗，那可要少了二倍多的利。
自己的粮都卖了，家里吃什么？有朝廷卖的粮啊，那也不过才四百文一斗。
这么大的利差存在，您说老杨的小心思会怎么想？
苏刘义是真没少在内心里腹诽杨亮节：
“杨亮节啊杨亮节，自朝廷驻跸琼州伊始，为了应付粮食危机，保障军需，陛下一直在收粮，为此他不惜拿出钱来，甚至金银，这是朝廷中人人都知道的。现在你倒好，往外捣腾粮食，和陛下逆着来。咱看你是利令智昏，自己在给自己找不自在。”
但苏黑手又最清楚，老杨敢这么做，并不仅仅凭仗的自己是国舅爷，而是由于他当年曾冒着风险背着陛下南逃。因此，他不仅是拥立陛下最大的功臣之一，甚至都可以算是陛下的救命恩人。
从这点来讲，即使苏刘义再“黑”，面对老杨时，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而在事实上，老杨也不是军中之人，苏刘义根本是管不到的。
所以，他给张达和方兴支了招：连人带船加上货，全交给东南节度府。按他的话说就是：“此事本属于民政之事，理应由他们处理。”
东南节度府的刘黼接了这个烫山芋同样觉得棘手，他在权衡了半天、又找来了苏景瞻商议之后，最终拟了一封急奏送往广州。
可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