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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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①鲁迅有过此语，待查出处，故暂不用引号。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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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的一封信B
B本文为作者发表杨刚一封来往书信时写的附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杨刚来往书信，大约有五六封，这是仅存的一封。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香港。她用的是《大公报》馆信纸，因为她当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
那年四月初，我从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想转船回上海省亲。香港朋友想把我留下，由吴经熊、叶秋原的介绍，在天主教的真理学会找到一份工作：帮助他们校阅一批天主教文学的中文译稿。
我在学士台租了一个房间，把在上海的妻子接来定居。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在真理学会工作。一人一间办公室，堆满了从大陆各地天主教会运来的文稿和原本。这工作也十分紧张，我每天要审定一二万字的译文。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香港分会计划办一个暑期讲习班，培训香港青年。在筹备期间，杨刚来找我，要我多出些力。我当然不会推辞。
真理学会在坚道，我们就在坚道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讲习班的筹备处。我每天下班后，就到那里去负责办理一切报名、注册、登记事务。忙了一个多月，讲习班借中华中学的教室开学了。我也每星期夜晚去讲两堂课，讲的是爱国主义语文，如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之类。
在这一段时期中，我和杨刚见面的机会较多。这一封信，就是她来找我做讲习班筹备工作时所写。暑假完了，讲习班结束，太平洋风云突变，香港已非乐土，我仍带了妻子回上海。九月间，应福建之聘，独自乘小轮船来到福建。
一九四四年，杨刚的胞兄羊枣在福建牺牲。杨刚来福建处理后事。当时我在长汀厦门大学。杨刚从江西赣州来，在长汀停留了几天。她来看我，我才知她本是长汀人，离乡多年，只剩几家堂兄弟了。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听说她任职国务院总理办公厅秘书时逝世了。
杨刚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女作家，待人接物，都很诚恳。她这封信的最后一节，我当时看了不知所谓何事。问她，她笑笑不说。直到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影印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杂志，送了我一部。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号上发现了一篇杨刚的小说《一块石头》，这才明白，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已和她通过几次信，大约是鼓励她继续写作，像我对待其他投稿青年一样。
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附录］
蛰存先生：
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许多关切，在工作上（我说是非写作的工作）有这许多的热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勇气去希望了。
您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总是要做点事的。”这句话，我想我会牢记祝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时多想一下，计划一下。大家都不是先有了成见的。谁的办法更有系统，行起来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许很忙，但也许抽时间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计划这研究班以外，还想想如何使它活跃新鲜，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紧紧系在一起，助他们长大。
假如您的记忆里还留得下一件小事，您当想得起我也是受过您鼓励的许多人之一。
问您好。
杨刚上
四·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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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几个画家
去年十二月，《文汇读书周报》刊出了一幅漫画：《文艺茶话图》，画着三十年代的一群文艺作家。这幅画出于当时漫画家鲁少飞之手，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综合性刊物《六艺》上发表过。十多年前，香港的《开卷》杂志上也重印过。这回，大约《读书周报》编者有兴趣，又重印了一次。有人剪下这幅画，拿来问我：这些人画得像不像？我看了一下，凭我的回忆，我说：都很像，连神气都画出来了。不过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来客又问：鲁少飞是何许人？我说：三十年代上海第一流漫画家。
来客问：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不过不熟。
来客问：此人现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四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想不到，上月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看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少飞还健在，而且仍在上海隐居着。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常常怀念许多长久不知下落的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朋友。
在那个十年间，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活跃人士，都有同声同气的交谊。文艺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洋画家、漫画家、木刻家，经常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不是在宴会上，就是在茶室里，或者在电影院里、舞场里不期而遇，年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有不少人，虽然没有成为知交，但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们的风度和工作，都使我钦佩。
后来，文学创作的朋友，一个个随着萧军“出土”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见到了许多面目全非的老朋友，还有不少未见过面的老神交。只有我所怀念的画家，还有好些人不知下落。当年《时代画报》这一群人，只有叶浅予、丁聪还有作品发表，张光宇、正宇兄弟都下世了。庞薰琴、雷圭元，我联系上之后，不久都作古了。
陈士文在法国学画十年，抗战时才回国，我在临解放前，才在上海西门路找到他。解放以后，便无来往。八十年代初期，才知道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已去世。他留在上海的一百多幅超现实派油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他的老母亲烧光了。丁衍镛也在香港，很不得意，只当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师，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逝世。
周多和郭建英，都为我编的《现代》杂志画过很好的封面和装饰画，解放以后，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前年，台湾朋友寄我一份资料，才知郭建英成为著名的银行家，亦已不在人间。剩下一个周多，还没有着落。
章西厓是四十年代杰出的漫画家、木刻家、装饰艺术家。他的漫画，讽刺性很尖锐。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在出版社的宴会上遇到，反右以后，就杳无消息。直到前年，才知道他仍在上海，已从出版社退休。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带了他的一部分小品画和木刻来供我赏玩。现在，又知道鲁少飞也还平安无恙，这是最后一个我所念念不忘的画家了。
一九七八年以后，不少三四十年代闻名的画家，都一个一个的“出土”，有作品或消息见报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画家，更是逐渐活跃起来，发表了新的作品。章西厓“亮相”很迟，直到前年才由陆谷苇的一篇报道，并附印了他的一幅盆画，才使我知道。没有徐淦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