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文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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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碟消失之后，我立刻看了手表，当时时间是10点35分。由司机提供的时间算一算，我们看到飞碟的整个时间至少持续了5分钟。但我们所感觉到的那一刻远比 5分钟漫长。
这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兴奋极了。彼此问：你相信有飞碟吗？又彼此答：从此相信了！彼此又问：如果那一刻飞碟下来要带你走，你去吗？又彼此热烈地答：去！
我们调动各自的经验和学问展开了讨论，会不会是导弹发射？不，导弹发射我们都已在电视中多次见过。会不会是人造卫星，特殊形状的卫星？不，我们认为卫星的形状固然不排除碟状的可能，但卫星决不可能飘浮移动和静止悬挂，它有它恒定的轨道。宇宙飞船呢？宇宙飞船不曾有顺时针快速自转这种飞行方式。会不会是某种天象？如大气层里有时会产生高速自转的云团，但云团发光是需要太阳的支持的，等等。我们像严谨的科学家一样逐一驳倒各种假设，最后一致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外星的飞碟。
在看到飞碟之后的这一番热烈讨论之中，有一个字最是令人回肠荡气的，那就是当被问到“如果飞碟要带走你，你去吗”时候的回答——去！这痛快！这勇敢！这豪迈！把人类天性中原始的冒险精神和摆脱陈旧的生活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非常难以见到的心灵的袒露。由于这一瞬间的袒露，大家都差不多成了好朋友。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可我上床之后依然久久难以入睡。早在八十年代初，我曾订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飞碟探索》和《自然之谜》杂志。我相信飞碟的存在。我相信超光速的存在。我相信广袤的宇宙里不会仅仅只有地球上存在高智能生物。我相信任何假设都有可能变成事实，当我们的宇宙飞船终于挣脱了地球的吸引力到达别的星球之后，我更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可能，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和敢于实践。
因为有了8月25日，从此我将永远难忘新疆。有质量有意思的日子尽管总是那么短暂，但对个体生命来说，它一日胜于百年。
武汉的夏天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迹，汗水洇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几个盹。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致无尽岁月
一
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 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脸蛋又大又红，皮肤上生着 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 上的一致，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欲望而不是别的。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 年妇女，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吃你一口 哇！
那个二十岁，真的就在不远处。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 距今不到二十年。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 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自己挖的树坑，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 橡胶雨鞋。
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还不能算作大树。
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 旧物品，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 中，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又放回了储 藏间。
在储藏间，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感 谢上帝，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 个好地方。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 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 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而到处积淀 的灰尘，那才是真正的沧桑。储藏间不说话，它把故事和历史，把来龙与去脉都 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
你心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得见；你真心地想交谈，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 尤其让你舒服的是，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它已经绝对没有 了，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那种类似于暴发户，新贵，当红 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它们都是没 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是那么地温润，柔和，宁静，悠远。沐浴这种智慧之光， 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回到你真正的老家。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我想，储藏间大约 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然后，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 叫唤所惊醒。他们叫道：奶奶在哪里呢？我饿坏了！
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那是冬天最 冷的日子。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看大街 上纷纷跌跤的人们。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骑自行车 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他 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当他们淬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满不在乎 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紧接着，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 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 开心大笑的唯一原因。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大毛。 大毛也是知青，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我们先’天就具 备了相同的血缘。
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他一 笑，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 子刮掉。于是，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并且，朝着他，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 起来。
我说：喂喂，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
大毛说：你说什么？
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顽皮的笑容含在他 的眼角，他故意地说：请问，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
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
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聪 明的，有理想的好青年。后来，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他叫 共党生。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
奇怪的是，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 的学名。
二
那天下的油凌是江汉平原上罕见的油凌。据县委招待所门房的老伯说，这种 油凌大约十几二十年下一次，他还记得上一次是在1956年下的。1956年，那是一 个我无法感觉的时间，因为我还没有出生。老伯却说得很兴奋，一副对罕见的事 物记忆犹新的样子。可见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一个人骄傲的资本，只要你善于骄 傲。老伯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口鼻处和火车头一样突突喷着蒸汽。他很有经验地 把草绳绑在鞋子上，给我们示范怎样走路才不会滑跤。
他的腰间也紧紧地系了多重的草绳，他介绍说这样扎住棉袄，人就暖和多了。 大毛也拿过一根草绳，紧紧地扎住了他自己的腰，然后挺起胸脯拍了拍腰眼．说： 哦，真的是暖和多了。我嗤嗤笑着扭身走开。我是二十岁的姑娘。二十岁的姑娘 就是冻死也绝对不会往腰间扎草绳。
油凌就是指这种冷得要命，滑得要命的冰凌。
我对下油凌的说法并不陌生。在老人们的讲古当中，我无数次地听说过。没 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遇上了一次，并且在这罕见的天气里，我认识了大毛。
本来，在我的生命中，油凌对于我也许只是一种天气。认识了大毛，油凌的 性质就起了变化。
那天的油凌是突如其来的。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天阴着，偶尔飘一点小雪， 小雪落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我是穿着一件毛线衣和一件棉袄，坐手扶拖拉机 来到县里的。当然头上严实地包裹了围巾，脸上戴了大口罩。在大半天的路途中， 我并没有感觉到承受不了的寒冷。昨天下午开始，寒冷的感觉明显加剧。雪完全 停了。西北风一阵比一阵紧，还从树梢上和墙缝中发出鬼一般的厉叫。我棉袄里 的棉花好像在渐渐地被抽掉。我袖着手在院子里闲逛，发现了腊梅非同寻常的姿 态，它们在枝头勃然怒放，纤细的花蕊每一根都如钢针般挺立，而平日里那淡淡 的清香此刻是那么浓郁地直接扑上了人的脸。
待我回过神来，天空已经灰里透黄，缓缓下压，梧桐树顶端的乌鸦“刮氨一 声逃向远方。我把手从袖笼里抽了出来，手就顿时像被谁咬了一口。今天的清晨， 我是被冻醒的。我的被子里已经没有一丝热气，脚趾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