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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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5年，大部分的国会议员都认为减税是一项重大的错误，而斯托克曼在1981年就已经如此推论，所以他为里根的经济政策取了一个绰号“乐观的脚本”。白宫的助理和经济学家在预测里根的经济计划的时候，就经常半讽刺半自嘲地使用这个名词。斯托克曼后来也承认，里根的经济政策太不切实际，依此计算，如果里根真能平衡预算，那么卡特在任不就可以在预算方面盈余3650亿。里根保证要在1984年底平衡预算的诺言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他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
尽管里根政府在1981年初看来相当团结而且充满自信，但其背后却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许多经济学者也颇表不以为然。于是，受命草拟里根经济计划的斯托克曼，只好撷取各家最迎合里根喜好的说法，而提出远超过事实或合理预测的经济繁荣和税收。
里根在1981年的预算计划里有三项重大的错误，造成他1985年的经济计划错得如此离谱。其中最重大的错误就是供给面经济学家的论点。斯托克曼、罗勃兹及安德逊等人预测里根减税之后，美国的经济从1982年到1986年，会以每年5％比率成长。可是有些人，像是罗斯林、J。贝克和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卫登堡都警告里根，这种预估太过乐观。然而里根还是偏好供给经济学者，因而斯托克曼依然进行乐观的预测，同时他也预期里根经济计划宣布之后，华尔街股市会全面上涨。
结果，美国的经济却开始衰退，在1982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如果减去考虑通货膨胀率，非但没有上涨5％反而下跌了1。5％，坎普之类的供给经济学者，把这项结果归咎于联邦储备局局长沃克的紧缩金融政策。但是，沃克实际上却是谨慎地执行着里根在1980年所倡导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1982年经济情况的逆转，使得失业抚恤金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支出，比里根计划原先的预测超出了好几十亿美元，而当年的税收又减少了850亿，因而产生了极大的赤字。可是即使是经济情势好转之后，里根在位前几年的实际经济成长率仍然不及当初预估的一半。同时也低于卡特时代的成长率。卡特当政4年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是3％，而里根在位的前4年平均只有2。4％。
当我在5年之后问斯托克曼，他们怎么会预测经济成长率突然增加到5％，他回答说：“那种说法太疯狂了，我承认那是个错误。”
这些供给经济学者所犯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严重地高估了通货膨胀率，以及它所带来的意外之财。税收是根据国民生产毛额而来，而国民生产毛额是指全国产出的货币总额，这个金额的大小随着经济实质成长和通货膨胀而增加或减少，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不但密切关系这个数值的大小，同时更关系到实质税收多少的预估。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卫登堡就预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从卡特时代的10％，慢慢在1982年降到7。7％，在1985年降到5％。结果，在198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就已经降到了4。4％，而且往后还更低。更低的通货膨胀率，意谓着里根如意算盘中的大笔税收都成了幻影，而据斯托克曼告诉我，这笔金额5年下来有2000亿美元之多。
里根经济计划弊病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国防经费增加计划拟定得太过仓卒，连斯托克曼或任何其他白宫的高级官员都还无法真正的掌握。斯托克曼告诉我：“温伯格和我在一个晚上只花了半个小时用一台小型的电子计算器就把它（长期的国防预算）给弄出来了，结果我们大错特错。”然而国防预算的真正设计却是一群国防方面的强硬派分子，他们是一群组织严密、机伶、经验丰富、做事有条不紊的国会幕僚助理，他们和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赫姆斯，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华和犹他州参议员赫区等人关系密切。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都成了里根政府当中最干练，最成功的官员。譬如李曼后来当了海军部长，普洛后来担任国防部主管国际安全政策的副部长，恩为武器管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防官员，施奈德后来也当了主管安全援助和科技方面的副国务卿。
当里根在1980年竞选时，呼吁国防经费未来几年要以5％的比率增加的时候，卡特的国防预算是一年1420亿美元，可是等到里根上任之后，1981年的国防经费就增加到了美金1760亿美元。
到了1982年，国防经费是2003亿美元。而且到80年代中期还计划以每年5％的比率增加，这种增加的方式超出了里根过去所作的保证。再加上施奈德把国防经费增加337亿的构想，更使得里根的国防经费冲上了天。
国防部和预算局的专业人员预期，温伯格会把卡特卸任时的国防经费再增加40亿到100亿美元。可是，温伯格增加的金额却远超过这个数目，因为保守派议员一直担心他不够强硬而对他施加了压力，例如参议院国防委员会的新任主席陶华就是如此。斯托克曼同意温伯格立即增加326亿美元的预算，这个金额和施奈德的建议实际上相去无几，温伯格告诉我在他和斯托克曼会商之前，国防部就已经详列了各支出的项目，但是，国防部的其他官员却告诉我，国防部里面几乎没做什么，同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还受命要在二月份的前两周，设法想好这326亿要怎么花。
除了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外，国防预算还造成斯托克曼的长程计划另一次的震撼，因为里根和温伯格都觉得国防经费每年以5％的比率增加还不够，毕竟卡特就已经订下这个目标了，“5％这个比率现在变成讨人厌了。”施奈德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态度是只要不是5％都好。”据施奈德表示，温伯格想把这个比率调整为9％，斯托克曼则加以阻挠，可是他后来接受了7％的年增中率，然而他却不了解7％代表的数字有多庞大，而且，斯托克曼还同意温伯格国防经费同时要随着通货膨胀率调整。这么一加起来里根的国防预算到了1986年就达到了3860亿美元，比卡特1981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一倍以上。
“这些国防预算绝非是在评估国防的真正需要之后编列的”，斯托克曼坚称：“7％的复利成长的国防预算，并且随着通货膨胀调整，使得军方在5年之内分配到了14600亿美元的经费，可是这么一笔庞大的预算却在6天之内就编列完成了，而且到了最后连一个烟灰缸都是用6百美金买的。可见一旦那笔经费卷入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和国会以及国防单位扯上了关系，那么就很难有人能够再插手了。”
后来有好几年，斯托克曼、J。贝克、米西、狄佛和愈来愈多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发现国防经费把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是严重的错误，而极力想要加以矫正。可是里根却反对，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率，他的国防预算看起来就会和卡特的一样少，甚至更少。
当斯托克曼向我倾诉这些预算方面的狡诈故事时，我发现他实在是个奇怪的人。我还记得当他告诉我里根的经济如何疯狂而错误地被拼凑出来的时候，我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时，我们是在他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市一栋豪华住宅的厨房里，那时候那栋房子里的家具都搬空了，因为他正准备搬到纽约去接受一份百万年薪的工作。当时斯托克曼穿着一套蓝色的慢跑装，紧张地抽着烟，同时他纤细的手指还不断地在桌面上打着节拍，因为他一直在等他的书商打电话来，那时候他的那本《政治的胜利：为何里根革命会失败》一书即将出版。
我对他所告诉我的话和他豪爽磊落的坦诚作风，都感到十分的讶异。他把里根政府里面大家在私底下辩论时虚伪的一面，和面对大众时玩弄的欺骗手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斯托克曼是个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和政治上的狂热分子，他为了追求当时的事实甚至可以放弃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前他还相信的事，他并没有长久的政治忠贞。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先从高华德参议员的共和党保守阵营，投向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内反越战的偏激主义，而后又转到哈佛大学的神学院，然后再追随安德森的共和党自由主义，最后他以一个供给学派学者的身分跻身里根阵营当中，如今他又对所谓的里根革命希望破灭，他在谈论过去的朋友和敌人时的候都是同样的尖刻和坦白。
当我听他述说他在私底下如何玩弄这些庞大的数目，却又公开推销里根经济计划的时候，我的内心依然十分困惑。虽然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可是他似乎认为，他那种诡异的忏悔会证明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因而免掉了他的责任，然而他坦白的内容实际上把他自己和里根都定了罪。
斯托克曼批评里根、坎普、罗斯等人减税方案所根据的拉佛曲线根本就是奇迹经济学。回顾以往，他认为美国如果同时要降低10％的税率时又不产生庞大的赤字，唯有通货膨胀来消除纳税人收入的区别。因此，斯托克曼认为，如果通货膨胀率降到了5％以下，结构性的赤字就无可避免。可是，当里根在1981年同意为了通货膨胀而降低税率的时候，庞大的预算赤字就无可避免了。根据斯托克曼的看法，里根的经济计划和它严重错误的乐观预估，恰巧讽刺了里根降低税率会增加税收和平衡预算的乐观说法，斯托克曼不但当众指责所谓的“由白宫里面逐渐散布出来的无耻，毫无根据的预算谎言”，而且他还断言里根总统在位的8年必然会成为“二次大战以来国民生产额成长最低的一段期间。”他说以后历史学者会不禁怀疑：“为什么当1981年前6个月，这种令人震惊但仍可挽救的错误经济政策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却没有人阻止这项预算和财政上的突变在往后7年不断的严重恶化？虽然里根一直把错误归咎于国会，斯托克曼却怪罪是里根动员了全国选民的庞大力量来阻止了必要的征税。”
到了1985年，即使是不了解里根经济政策的内幕的国会议员都已各自推出了与斯托克曼相同的结论了。幻象破灭了，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都认为增税是势在必行，而里根却顽固地抵抗。简言之，1985年时，里根派已丧失了他们的主导地位。除技术性的错误外，人们对里根政府失去信心正是里根第二任期中无法控制政治议程的原因。
第十二章 形象游戏
第十二章 形象游戏
由60位报社菁英人士所组成的“橄榄球场俱乐部”每年春季所举行的晚宴活动，是华盛顿最重要的领袖级人士聚会。所有政治名流齐集一堂，但却表现出好莱坞式的派头光彩。在晚宴上，在约有600位全美国最有权势，知名度最高的人们会聚集一块。自威廉·H。哈里逊总统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至少会出席一次橄榄球场俱乐部晚宴。
“橄榄球场俱乐部”的晚宴，每次都非常隆重地在华府希尔顿饭店举行，以最盛大的场面迎宾，宾客名单包括了电视新闻节目名主持人，报社及出版、广播界的名记者与播报员，外交官、最高法院法官、国会领袖，以及行政部门首长级官员，可以说是华府政治界的菁英聚会。
一个世纪以来，橄榄球场俱乐部的年度晚宴都以杂耍的方式来考验所有的美国领袖人物，使这些人物在晚宴场合中小心谨慎，要装出一个最完美形象来接受挑战。约翰逊总统有一次便很不高兴地说该晚宴“好比向白痴扔牛粪般。”善于说笑的里根总统便曾婉转地评道：“这是我曾经看过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