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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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上对我们演出的认可，使我们略感宽慰，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十工农场给予我们的对待， 至少是得到县委的默许的，我们除了不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其他各方面都和农场职工一样， 这对于我们已是一种难得的礼遇和幸福。多年后我才得知，这次到县上演出，农场领导并未 将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向县委说清楚，县上对演出的认可也许只是故做糊涂。
夏收开始后，曾在部队当过连指导员的邹士杰，根据他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经验，又组织了 个精悍的不到20人的演出队，到田间地头演出，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来完成夏收任务。同 时，还办了个油印小报：《夏收快讯》，和我们同来的杨康他原是甘肃日报文化部副 主任，景超的顶头上司担任主编。小报及时向全场各大队发下去供大家阅读鼓舞情绪。 我们的演出队正如后来在60年代出现的乌兰牧骑，受到全场工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我的 难友们的欢迎难友们欢迎我们的演出，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演出时可以休息一下。 割麦是全年里最重的农活。十工农场有个颇具规模的机耕队，土地的翻耕、播种都用 拖拉机，虽然也有苏联进口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因为收割的麦茬高，浪费大，一般不使用。 为了精收细打，颗粒归仓，大面积的麦田基本上都用人工收割，全场夏收任务很重，有的队 先后要用1个多月才能收割完。我的难友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夏收，用镰刀割麦又是技术活 ，还有个技术过关的问题。为了抢收抢打，不使到口的粮食受损失，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 。 这种弯着腰身连续挥动镰刀抢收抢割的劳动，比拿着铁锨平整土地还累。在一块地里，每人 占四行麦垅向前赶着割，还具有比赛的性质。技术不熟练，体力不济，手脚不麻利，就会被 甩在后面。别人抢先已割到了地头，自己被拉下一大截子，此时即使想赶也往往赶不上了。 有时候，所有割麦的人都已转移到另一块地里去了，割得慢的人还在那孤零零地留下的几行 麦垅里挥汗如雨。此人不仅觉得脸面上不好看，想到这也许会影响今后的摘帽子，心里更是 十分着急。在我们去演出的地头，我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所有割麦的人都已放下了镰刀聚到 了地头，在另一块已大体收割得光净的地里，还有人在留下的几行麦垅里孤身奋战，他是想 连演出也不看了，抓紧这点时间赶快割完留下的几行麦子。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 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 ，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 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那位难友最后是在组长的命令 下才走出了收割的地里。
工人们都具有娴熟的割麦技艺，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在麦地里显得就自在多了，但他们 同样也觉得非常劳累。
我们演出时，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坐在地里缓一口气，在紧张劳动之际愉快地享受一下歌舞音 乐，转换一下情绪。他们都挺高兴。
当时，全场共有四个大队，在邹士杰的率领下，我们有幸去了三个大队演出，四大队因为离 场部有二十来里，当天无法返回，未能去成。
五大队是个由省级机关来的难友们为主组建的开荒队，也种了小麦。我在县城里见到的李德 寰，还有符文虎、冯士伟、周至德等人都在此队，原省人民银行的难友李正华在“七一”得 了奖，也正在此队。我们步行十一二里路到达队部时，大家还正在地里割麦，队长干脆下达 命令，让全队的人都休息一下，到队部来看演出。我们先休息，等待他们返回。
这个大队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场部，难友们初来时不少人住的还是地窝子一种在地面 上 下挖三四尺，四周用土坯垒起低矮的墙，顶上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再搭上用树枝编就如篱 笆状的长方形筏子，用芦草和泥巴盖顶以遮风雨。这种住室同后来大庆人住的干打垒有相似 之处，但更为简陋，室内没有热炕，没有门窗，在人出进的地方，只有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 。但是，经过数月艰苦的劳动，书生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房子，现在已全部住进了 新房子。安西县常年无雨，房子都是土墙，用土坯砌就，房顶也比较简陋，不用瓦，稀稀拉 拉放几根椽子，盖上筏子、树枝、芦草，用麦草或麦衣和的稀泥盖住顶抹平就行了。我这些 被迫戴上 右派分子帽子，内心极为痛苦的难友们，他们来到开荒队后，在拼命劳动中排遣心中的愁闷 ，同时，也都用拼命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当然，他们还是认真听党的话，通过劳动来 积极改造思想。此时，他们大多都是二三十岁年纪，经过一段奋力拼搏，习惯了劳动以后， 浑身都是劲，盖起这些房子并不难。但，无论如何，这个速度也够快的了。令人惊异的是他 们的住房都十分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 铺，把褥子一古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 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作为女性，我觉得十分惭愧，我们的住室远没有他们这里整洁， 我们都没有精力，也没那份心思拾掇自己的住室和睡铺。每个人晚上只是倒头便睡，早晨起 来又忙碌不已，整天劳累已极，谁还顾上管这些个呢！男子汉们终究不同于女流。
来五大队之前，邹士杰就介绍过，这儿的难友们一来就开荒，大家都尽力干，活重，吃得多 ，每人每天要吃3斤粮，1月就是90斤，管理员觉得超过了定量不好办，到场部请示，领 导上说：“能吃能干，咱们这儿是出粮食的地方，还能限制同志们的口粮吗？”邹士杰是笑 着说这番话的，却又勾起我的忧思，夹边沟也是生产粮食的农场，为什么景超和那儿的难友 们却要挨饿呢？尽管当时我还料想不到长此下去，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我的心头仍浮 起层层阴云，翻滚不已。唉，景超在被打倒在地以后，为什么还要遭此厄运饿肚子？但愿这 种情况不要继续得太久。夏收期间，全场的伙食都有改善，每天都有白白的大馍，随大家尽 饱吃，夹边沟那儿呢？景超是不是也能吃饱？
难友们在欢声笑语中很快都集中到队部前的空地上，我们只演了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节目，总 共也只半个多小时就演完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概是怕“曲高和寡”吧，郑文义此次 没有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是来了个二胡独奏《百鸟朝凤》，也备受欢迎。难友们一定要他 重奏一次，他高兴地又演奏了一次。在这“大漠孤烟直”的辽阔荒野，大家有如此的雅兴对 一位被世人冷落抛弃的音乐家表示热烈真挚的尊崇，郑文义自是很受感动。
郑文义自带的小提琴是意大利造，用弓随便拉一下，音响都十分优美好听。作为音乐家，他 多年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在演出间隙及行路中，我常听到他小声哼唱着外国名曲，我上中 学时深深挚爱过的《圣母颂》也从他的唇间轻轻流出。那圣洁、崇高、无与伦比的丰富而又 单纯真诚的爱的宣泄，我已久违了，此时听来是那样亲切而又陌生。在我上兰州女中的时候 ，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过《圣母颂》，我在学校礼堂听有名的管喻宜萱独唱过《圣母颂》 当时大家都称她管夫人。后来，学校还借来在当时非常少见的音量宏大的音箱，在礼堂办了 一次世界名曲欣赏会，放了不少不知由谁珍藏的唱片，其中仍有《圣母颂》。那时，我只有 十五六岁，说不上有什么欣赏能力。几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们谱写的风格迥异的《圣 母颂》常使我感动不已，我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幼稚而朴拙的我，似乎感到了灵魂的净 化与升华。如今，听着从郑文义唇间轻轻流出的旋律，我觉得那仿佛是从天外飞来的阵阵颤 音，和我所处的现实世界竟是那样遥远，我经历了诸多痛苦的心境同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候已 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往，《圣母颂》激越高亢的爱的宣泄，那深邃凄婉丰富多变的旋律，宛 如灿烂阳光照耀下一条金色宽阔的河流，它喧腾着奔涌而下，以它神圣而凡俗、伟大而坦荡 的胸怀慰藉充盈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曾给人世间涂抹了多少真诚的情、纯净的爱。而此刻我 自己的存在就是个不协调的音符，《圣母颂》在我心底勾起的竟是阵阵悲凉凄迷。一切都已 成为遥远的过去，我寂寞地回味着飘逝而去的我少女时代的梦幻，一副痴态。别了，那充满 美丽梦幻的岁月，永别了！
冯士伟每次在宣传队的出现，常引起人们的注目。冯士伟以歌唱炊事员的一支歌：《哎，俺 心里乐得不得了！》饮誉全农场以至安西县城。冯士伟是上海人，地下党员，原省人民银行 学校的干部，业务能力甚强。1952年在支援大西北的热潮中，他由繁华热闹的大上海志愿来 到兰州。从外表来说，他不像是个江南水乡来的清秀书生，圆脸，络腮胡子，粗眉大眼，短 粗的身材，倒真有炊事员的风度，特别是他那肥大的裤子，裤腿老是提得一高一低，常引起 宣传队员们的嘻笑。小徐就曾指着他一高一低的裤腿，笑得前仰后合地告诉我：“老冯的裤 腿，永远是那个样子！”冯士伟不以为意，倒是走过来同我们攀谈一阵。冯士伟说，他在队 里曾担任采购，常赶着一辆牛车到县城拉运灶上需用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他到县城采购回 来晚了，夜里赶着牛车在戈壁滩上转悠着慢慢往回走。忽然，他发现有几双发着绿光的眼睛 追随车后，不紧不慢，一直跟着走，他一下明白过来，这是几只野狼在追踪着他，不禁吓出 了一身冷汗。他赶着牛车跑一阵，狼们也跟着跑；他赶车慢了，狼们也慢慢走。可是饥饿的 野狼对赶着牛车的他还是有点怯火，追踪他一夜，到底也没有扑上身来撕扯着吃了他。这场 面还真有点惊险呢，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财会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 上交道。对于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他终能坦然处之。原共产党员的他，认为来农场 “改 造”，是党对自己的严重考验。在这个特殊的境遇里，他将进行积极的战斗。冯士伟说，当 他和拉车的牛独处时，还常和牛一起说说话。他说，不跟牛说话，再 没有个絮叨的对象。他还说：“过去看小说，小说上说‘公牛般的眼睛’，我无法理喻，现 在才知道，牛的眼睛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皮的轮廓层次分明，眼珠又黑又亮，实在漂亮！” 想不到冯士伟竟还是个内秀之人，他感情细腻，柔肠缠绵，同牛结伴仍自得其乐。后来我才 得知，其时，他正压抑着内心的巨大悲痛，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他当右派后患脑瘤死去，使 他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不幸！他和牛说了的许多话，兴许也只能向牛倾诉。
邹士杰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