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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往事何堪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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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跃进精神”的否定,实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厢情愿。   
邓拓的本来面目(8)   
再如《专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是在批评毛泽东,也是在望文生义。邓拓好友杨述曾私下对家人说,邓拓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30)还有一事亦可佐证海外学者对此文的理解是“误解”。当时在邓拓身边工作的苏双碧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有一篇短文,提出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将这篇文章送给邓拓,邓拓同志看了神情很严肃,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他那一刹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来还像是在眼前。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挑战,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颠倒,‘海瑞骂皇帝’这是历史事实,可吴晗并没有也不会‘骂皇帝’的。”(31)当有人说吴晗在“骂”毛泽东时,邓拓一瞬间的“神情”令亲见者数十年后仍觉如在“眼前”,可见那“神情”的确有着异样的“严肃”,而在这“严肃”里,应该包含着恐怖。邓拓非常清楚,被指控为“骂皇帝”意味着什么。既然对吴晗的被指控为“骂皇帝”,邓拓都感到了恐惧,他自己怎么会如此“恶毒”地“骂”起“皇帝”来呢?还有《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视此文,其实只因为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话自然说得很“痛快”。将其理解成是在反对“个人崇拜”、批判“现代迷信”,也没有什么不可。但要说这种理解就符合邓拓写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强加于人。邓拓这几句话,本是对郑板桥原话的引伸和发挥,表达的是对“郑板桥精神”的理解。而邓拓之所以做这种发挥,应该与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有关。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苏共两党的争吵进入白热化时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共有25条。“其中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每一个国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文件认为,……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行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评”中的“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在《人民日报》发表,在11月底前,共发表了“五评”。这些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而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儿子党”,或者说,是要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邓拓作为分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干部,在这样的时候说出“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样的话,我以为,也应理解成是对中苏论战的配合。说得直白些,这几句话即便有着现实的政治指向,也是对着赫鲁晓夫而不是对着毛泽东说的。邓拓是“毛泽东主义”最早的宣传者,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主编出版者。在神化毛泽东的历史过程中,邓拓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写《郑板桥和“板桥体”》这类文章的同时,邓拓仍在唱着毛泽东的颂歌。例如,写于1962年2月的组诗《南游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谒毛主席农运讲习所》:“平生一念为工农,讲学珠江赖启蒙。考察湖南新说立,深谋宇内几人同?井冈割据千秋业,革命长征万里通。建设奠基天下计,东方大地起雄风。”如果《郑板桥和“板桥体”》一类的文章是在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怎样理解邓拓同时宣扬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画报》1963年第6期上,邓拓发表了《令人怀恋的漓江》(33)一文,在歌颂漓江自然景色的同时,邓拓也写道:“显然,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都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解放后的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见,漓江之美不仅在于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间,生活着可爱的人民。现在,在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条件下,这里的人民生产建设积极性日益提高。他们进行农业、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一年四季都可获得丰富的收成。”这真堪与贺敬之同时期的诗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邓拓年方18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是在生命还很稚嫩的时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者组成了邓拓基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说60年代初的邓拓张扬“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邓拓九泉有知,或许会视为“天大的冤枉”,因为何为“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恐怕邓拓并不了然。海内外的一些人今天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解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与姚文元们当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说,不知不觉间,在事实判断上,认同了姚文元们当初对邓拓们的批判。这岂不意味着,对姚文元们的文章,也要“重新认识”?   
邓拓的本来面目(9)   
当然,《专治“健忘症”》这样的文章,《郑板桥和“板桥体”》中的那几句话,是否在当时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并令他衔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层,早已是常识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34)“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后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彭真后面还有邓小平、刘少奇。所以,邓拓、吴晗的被用来祭旗,实在并不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命运可以作为一种反证。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李琪,此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继邓拓之后又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委要员,而他并未骂过“健忘症”,也没有歌颂过海瑞和郑板桥。 
曾在邓拓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这样回忆邓拓:“特别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节日,一项急促的宣传任务,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在内。这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传统。这类约稿,时间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许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有的也的确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确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这类‘遵命文学’的。最使我们感佩,并且经常称颂的是郭沫若同志。邓拓同志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仍然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晚上给他宿舍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的名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用现在的话说,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同志理解我们副刊编辑的用意,从不‘还价’,总是欣然命笔”。(37)这里描绘的邓拓,就接近邓拓的本来面目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邓拓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邓拓等人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对邓拓们喷射出满腔怒火,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对“革命群众”的这种情绪,邓拓表示了极大的理解:“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38)当过10年《人民日报》掌门人的邓拓,在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等运动中,一次次地签发过批判材料和文章,并一次次立竿见影地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对那副刀俎的厉害,他倒比别人多一分理解。 
在写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呼喊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39) 
我相信,这是邓的心声。 
2004年2月11日 
注释: 
(1)此处指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发表的《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但原文中并无“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一类的话。 
(2)以上关于邓拓的评述,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页。 
(3)P。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4)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出版者的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作者写的“中文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邓拓的本来面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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