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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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于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举行，会议着重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由于孙科的反蒋姿态在当时“最为突出”，这使他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这样，在汪精卫未返国前，孙科就成了和邓演达齐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第二，孙科表现出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的政治姿态。三大政策是武汉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科此时改变了原来反对联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施出灵活的策略手段，努力去迎合时代的潮流。
孙科对联俄政策，大加赞美，他称赞联俄政策的实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一个很大的转机”，⑤“我们的同志对这个革命的重要政策应该绝对的拥护”。孙科认为，联俄“实在不特是理所当然，而且也是势所必要”。因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是帝国资本主义，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也同是帝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和苏俄，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去反对帝国资本主义”。孙科还谴责国民党右派散布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联俄就是要受俄国的支配实行共产”等攻击。他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一种最恶毒的谣诼”，联俄与实行共产，“实在不能混为一谈，联俄就是要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一个重要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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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9—20、13、12、14页。
② 孙科 《为什么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9—20页。
③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东京庆应通信1980年版，第186页。
④ ＇苏＇A。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⑤ 孙科：《怎样完成本党的使命》（1927年1月30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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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①
对于联共政策，孙科也表示拥护。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必然事实”，国共两党“同是革命党”，又面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两党又都要唤起民众去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贯彻国民革命的目的，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也当然要和共产党努力合作”。②对于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国民党被共产党并吞去了，快要消灭了”的流言，孙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他指出，国民党的前途在于“本党党员自己是否能够革命”，“如果我们的党，已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不去革命，不理会被压迫的群众，甚至压迫农工，鄙屑农工，那么这个党的就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是代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党，也就是反革命的党，人家不来亡你，你自己先要亡！”③
对于工农民众运动，孙科也同样表示支持。孙科称赞1924年后国民党取得“一个飞跃的进步”，即贯彻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策略——农工政策”。④他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农民革命”。⑤因此，“欲使国民革命成功，非使农工一齐起来不可”，而“本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三万万多农民的解放”。⑥孙科指出，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要替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去争回自己应享受的利益，不至给一般不劳而获的压迫阶级来独拿”⑦。他高度赞扬两湖地区的农民，“在乡村中从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为国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并且为将来的民主社会的建设，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⑧“已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放出伟大的光辉”。⑨孙科质问道：“如果国民党不扶助这三万万多的农民和工人，还说什么革命呢？”⑩他进而认为，“如果国民革命，对于农民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对于革命不表同情，不肯参加，这种革命便是落空的革命，虚伪的革命”，“那一定又再重蹈前次辛亥革命的覆辙，纵使军事上幸得成功，但这种革命仍是没有意义的，革命一定失败”。⑾
第三，孙科热情地宣传反帝革命主张，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说，辛亥革命以来，“国政紊乱，民生痛苦……推原祸本就是当时的党员民众，都未认清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⑿孙科批评当时的革命党人，对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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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联俄政策》（1927年2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武汉：第30—33页。
② 孙科：《纪念总理就要革命到底》（1927年3月），《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7—48页。
③ 孙科：《我们为什么要有党》（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4页。
④⑤⑥⑦ 孙科：《革命与农民》（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2—44页。
⑧⑨ 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39页。
⑩⑾ 孙科：《农工政策》，《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7页。
⑿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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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认识不清，反把推翻清朝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以为共和从此告成，革命的事业也从此完结”。致使“从前那种革命的热情便渐渐消失，以致反革命的势力天天增长”。①他针对国民党右派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心理，强调指出，“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历史上有根深蒂固的极大势力，但拿它和革命的民众作战，是到底要失败的”②。他还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以“中国政治腐败”为借口，拒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完全是欺人之谈”，指出“中国政治之黑暗，经济之破产，完全是受不平等条约之赐”，他大声疾呼：“本党的第一个革命政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现在急迫的需要是平等与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中国目前最急要实现的一件事”。③
如上所述，孙科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在武汉时期的初、中阶段表现出的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姿态。孙科的这种态度，促成了他在武汉政府时期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孙科政治言论的激进色彩，不仅使他赢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很高声誉，并且还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好感，陈独秀就曾称赞孙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④。在这种情况下孙科政治上的严重弱点，被他激昂的调子给掩盖住了，孙科成了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风云一时的人物。
三、从左派阵营又转到右派阵营
1927年1月至5月，是孙科政治态度最激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孙科开口“农工政策”、闭口“反帝革命”。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在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冲击下，孙科的左倾色彩迅速消退。转眼间，孙科成为武汉政府内责难农工运动，鼓吹分共的右派代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科和汪精卫、徐谦等武汉政府“左派”领袖，同时面临着两种困局。孙科等既担忧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将“危及”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同时又害怕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威胁他们的权力基础。在这两种矛盾中，孙科因为处处维护国民党领导权，所以和共产党的矛盾更加突出。
武汉政府后期，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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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③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2、25页。
④ 陈独秀：《革命与民众》，载《向导》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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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急转直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武汉政府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和具体工作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又交织在一起，给孙科的反共提供了借口。孙科把当时的这种严重局势归咎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尤其集中指责湖南农运的“不合理的幼稚病”①。他对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大加赞赏，说对事变，“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②，这时孙科在工农运动方面的调子，已前后判若两人，他已完全站到了与工农相对立的立场。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工作方面的“左”倾错误，加速了孙科的动摇，对其一步步滑向反动阵营起了催化作用。促成孙科向右转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三大政策已产生怀疑。他认为三大政策的执行，已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孙科一向力主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国民党。孙科处于反蒋政治策略的需要，才一度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然而即在他赞颂联共政策时，也用的是以我为主、居高临下的口吻。孙科把联共政策解释为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他声称，共产党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党，而“国民党是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党”。孙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推给“两个党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告诫国共双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冲突”，这种骑墙的态度，为以后公开反共埋下了种子。孙科十分重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对中共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深怀恐惧，一旦发现民众运动已不在国民党控制下，孙科就把民众运动和共产党一齐否定了。于是，在反革命逆流袭来之时，孙科立即就从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1927年5月以后，孙科“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③，他攻击共产党使“原拟以国民党为主体而来运用的联俄容共政策，根本发生了变质”，指责联俄、联共政策，“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④孙科并改变对鲍罗廷尊崇，转而骂鲍是“国民党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家”⑤。1927年6月11日，孙科在郑州会议上攻击共产党，鼓吹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7月初，孙专门著文，“说明国民党之三大政策之一，为容共而非联共”，此文影响甚劣，“予时社会以甚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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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革命政府最近两月的经过》（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