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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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还是在办《主张与批评》、《自 由言论》半月刊时，面对怎样的压力、迫害、威胁，他都没有屈服。这些 拥有博士头衔、洞悉人类文明趋势的知识者，在他们心目中，发言是天职， 枇评政府是常态。当官对他们没有什么诱惑，王造时几次拒绝过蒋介石的 拉拢，罗隆基也曾拒绝当国民党的部长，胡适一辈子有很多从政的机会， 包括做教育部长、行政院长等，他都一一谢绝了，。只愿当战时的驻美大使、 北大校长。
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坦荡面对一切袭来的横逆。储 安平办《观察》是中国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最后一次实践冲刺，《文汇报》、 《新民报》等被封杀，他站出来抗议，民盟被禁，他发表北京48教授的联 名抗议，即使“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也要说话……1948年12月， 《观察》终于沉沦在一个漆黑的长夜里。
他们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来自他们独立的人格追求。有独立人 格，不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才有独立判断，独立批评。知识分子站在权 势集团之外，不依附，不献媚，不惟权是从，是言论自由的必要前提。几 千年来我们跳不出王朝兴衰、循环往复的“周期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王芸生先生早已发现的，中国从来只在两个“统”中打转，一个是“正 统’’，一个是“道统”。所谓“正统”，说穿了也就是谁掌握了无限权力，当 上了皇帝，谁就是“正统”，什么篡位、逼宫都不在话下。刘邦当了皇帝， 他就是“正统”，项羽如果胜了，他照样是“正统”。一句话，“成者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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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寇”。历史从来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修的，即使千古典范的《史记》也类 似于帝王将相的家谱。所谓“道统”，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阳 儒阴法”）。百代都行秦政制，说出了一个事实，“道统”是为皇权统治服 务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八股考据故纸堆，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登上 天子堂，为一家一姓的王朝效力，从而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道统” 确立了 “普天之下”的统治秩序，对皇权、对祖宗之法一切都容不得怀疑。 中古长夜，何止千年，岁月悠悠，几乎没有人对皇权、对世袭制、对扭曲 的儒家学说提出质疑。读书人除了走科举之路、隐居之路，没有其他任何 路可走。
文明徘徊不前，社会停滞不动，文化无生气，不容许有任何不同思想， 这样的局面持续近两千年，放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 可能生长出现代文明的因子。如果不是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闭关 自守的天朝大国还以为自己永远是世界的中心呢。众所周知，睁眼看世界 的第一代中国人首先惊讶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接着登场的知识分子开始看 到自身制度的缺陷、文明的差距。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早期留学日本、西 方的知识分子都给这个古老农业文明社会带来了新的观念、价值。新一代 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动中逐渐成长起来。梁启超说戊戌 变法以后的15年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150年，这话说得还是保守了些。
洪秀全没有走出传统造反、坐天下的老路。在康有为身上，我们虽然 可以看到传统的因袭，但变化已经开始。孙中山为创立共和作出的努力， 足以让他名垂史册。宋教仁、蔡锷在幽暗的历史中放射出刹那的光华。如 果我们要重写中国近代史，不能再按照“打天下、坐天下”、成王败寇的 逻辑来写，主角也不是以政治人物为主。尽管戊戌变法、宪政运动、辛亥 革命、军阀混战这些都还是要写的，但对那些切实推动了社会转型的人、 事和机构尤其应大书特书。蔡元培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奠定 北大的基础，也是为中国现代大学奠基，其功绩不亚于孙中山手造民国。 陈独秀、胡适办《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张季鸾、胡政之等以“四 不”方针接办《大公报〉h张元济、王云五等对近代出版业的贡献……这 些打破了千年暮气的人物，他们身上都闪烁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光芒。袁 世凯、张作霖、蒋介石之流算不上历史的主角，同盟会、北洋军阀、国民 党的活动……也不能占据太多的篇幅，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是多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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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的历史观应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大公 报）、一馆（商务印书馆）、一大学（北京大学）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 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 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 风向标。创办这些事业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以外，与当权者保持距离， 独立开创了历史新局面。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永不磨灭的。我以 为，要说跳出“周期率”，只有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希望的影子。
遥望18世纪的新大陆，华盛顿经8年苦战，终于为那片土地赢得了 自由以后，严词拒绝王袍加身的呼吁，解甲归田。这是…种怎样的文化？ 这是一些怎样的人？发生在新大陆的故事让全世界耳目一新。比照我们古 老的东方大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触动皇权本身。底层农民一旦造 反成功，登上皇位，…样是生杀予夺，颐指气使，以天下力物苍生为他囊 中私有之物。从刘邦到朱元璋，甚至可以算上失败的李自成、张献忠、洪 秀全之类，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大丈 夫当如此也”。权力是唯一的，任何人当了皇帝，都不容他人染指，大臣 也只有螅簟俺甲锏敝镔猓焱跏ッ鳌钡姆荨＠习傩找蠢侠鲜凳的闪浮ⅰ》鸵郏淳褪穷呦眨瑨鞲投穑茉蛭獙t，成则为王，或者杀人 放火受招安。然而，历史则是在这看似循环、轮回中却是螺旋式地向前推 进的。
1912年是近代史上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年份，帝制推倒，共和告成， 床底下拉出的旧军官成了元勋、副总统，大大小小的旧官僚摇身一变“咸 与维新” 了，带兵的还是原来的把总，革命党人有荣登高位的，也有惨遭 杀害的，宣统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把他称为 “华盛顿”的竟然大有人在……孙中山、黄兴挟辛亥革命的风雷，出现在 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在进退之间，以其纯洁的 人格打破了几千年来一抓住权力即死不放手的积习。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习 惯心理，孙中山完全可以不让总统，不管怎么样也要与袁世凯大打一场， 争夺天下。至于黄兴，手握重兵，更不会辞职，以其威望、号召力，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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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中原，退可以割据江南富庶之地。所以，不管有多少失误，不管有什 么遗憾，孙、黄二人都螅雠匀送蛲蛞病Ｋ堑娜烁穹绶端洳蛔阌牖⒍佟∠嗵岵⒙郏沧阋怨庹照鲋泄贰�
20世纪中国发生过无数灾难、惨剧，当1926年发生“三？ 一八”时， 当1927年发生“四？ 一二”时，当20世纪40年代李公朴、闻一多遭到杀 害时，知识分子们几乎都发出了独立的抗议声音。鲁迅、王世杰、邵飘萍、 朱自清、蒋梦麟、叶圣陶、郑振铎、闻一多……不同地位、不同思想倾向 的作家、教授、报人们在“三？一八”的鲜血面前都挺身而出，谴责杀人 的政府。面对“四？ 一二”对共产党人和左倾青年的屠杀，郑振铎等七个 无党派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商报》发表公开信予以愤怒的抗议。他们的尺 度是人性、人道的尺度，不是政治的尺度。
在秦始皇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困扰着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就 是跳不出兴亡盛衰的“周期率”，每一次王朝更迭总是一种循环，说一千、 道一万、病根在于一元化的无限权力主导、覆盖了整部历史，从上到下都 解不开帝王崇拜的死结，成千上万踏着科举之路的读书人、士大夫摆脱不 了对王权的依附性。皮毛之论放在他们身上是那么合适，谁当了皇帝就依 附谁，没有主心骨、没有独立性，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成为大多 数读书人的第一需要，总是绕着皇帝餐桌转，日夜企求成为圣王明主的座 上客，至少要分一残羹冷炙？梦想有朝一日被选中，入宫或入阁，或者至 少要捞个幕僚做做。长期以来，他们放弃人格，寡廉鲜耻，从势不从道， 贪得无厌，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无耻行径找到美丽的说辞，甚至以动听的 政治学说或者学术话语来包装自己，在他们身上唯一缺少的就是近代独立 精神。古老民族徘徊在中世纪暗夜如此长久，和他们缺乏独立人格、独立 批评是大有关系的。从古代进入近代，包括黄炎培在内的知识分子才明白 地提出“周期率”问题。
百年寻梦，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58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如何踏上这条“新路”，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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