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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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陆耀东：《冯至传》229 — 2如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从沈从文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经过无比痛苦的蜕变之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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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诚心诚意地向“改造”之路迈进了。1949年9月20日，他的精神危 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他写信给张兆和：“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 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见或成见忘掉。” “大家说 向‘人民靠拢’，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 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 相似。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 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朱光潜全集》第
9 卷 537 — 538 页）
如果说此时沈从文所说的“改造”还有些抽象、模糊的话，那么他20 世纪50年代初到四川参加土改时的家书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了。1951年10 月25日出发前他曾这样写：“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 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 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
情”。（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ie3 一 l6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I〃6年版）
11月8日，他信中说要真正做“一 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 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 出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 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 在是无所不至……三，要努力工 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 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 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 ”
（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I67页）
“检讨”、“改造”成为一个时 代的主题词不是偶然的，一方面 检讨风气的形成是必然的，这是 “延安整风”的历史延续与放大；
另一方面，许多已然作出历史选 择的知识分子急于脱胎换骨，表
沈从文像
沈从文留茌北大，等待变化，他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 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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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迹，也是检讨之风弥漫的一个重要或者更为根本的原因。自古以来， 中国文人都有效忠朝廷的习惯，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没有什么变化。追寻 他们内心的轨迹，在天下定于一之后、在开国气象中，这样做的人总是多 数。宋云彬日记有过许多真实的流露，他对“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 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就很不满。1949年5月12日晚上，他和叶 圣陶对酌时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 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沈从文张兆 和：《从文家书》172页）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 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
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
中国三十年》1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
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
有进步，认i只不致错误。”（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
年》笫页）包括对一同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他几次表示“不快”，甚至 有过“吵嘴”，叶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
（宋云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丨訂页）宋云彬6月4曰
的日记中说，叶圣陶和他都有“南返”之意，“彬然则意兴正浓也。”（宋云
彬：《红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丨22页）
重要的是天下已定，“主”、“客”之位已分，叶圣陶他们一行从香港 北上，烟台登岸，一路上受到盛情款待。叶圣陶日记中就几次流露出了 “主 人”招待如此周到，让他这个“客人”深感不安，大有诚惶诚恐之意。这 固然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选择的结果，也与当时整个国际上红潮滚滚的大 背景分不开的。
像张申府、梁漱溟那样，在1948年末、1949年初胜负将分之时还在 呼吁什么“和平”，就书生气太足了，用现在的白话说就是“不懂政治”。 以后，张申府被胡愈之批评以“革命先进”自居，梁漱溟被批评站在国民 党一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缘由。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现实环境都没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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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墨”之间的另一种选择准备条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自称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一 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但他在抗战结束后参 与发起民主建国会，目的是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他主张 的是“不右倾，不左袒”，并不是一边倒，这一点在他执笔的《平民》发 刊词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中也可以看 出。他说：“中国的平民，向来不爱过问政治，认为政治只是那些大人先 生们争权夺利的把戏。但是大人先生的争权夺利，无论是和平榨取，和平 分赃，或是暴力抢夺，军事斗争，结果被牺牲的总是多数平民。当前的内 战，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因此他提出：“我们愿以纯洁的平民的协力，不 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宋云彬：《红
尘冷眼…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130 —131页）
他的转向可以1948年1月1日在《华商报》发表的《乾纲重振》为 标志，当然这也是国民党“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结果。在蒋介石宣布中国 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之后，各民主党派的活动空间实际上消失了，章乃器 出走香港。6月4日，由他执笔、柳亚子、茅盾等125人签名的《在港各 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更是完全放弃了他“不右倾， 不左袒”的一贯立场。他为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所激动， 认为“这一个提议真太合时了。一定可以使大家感到非常快慰，这证明了 中共的领导人物，不但是政治经验丰富，而且能高瞻远瞩，把握住每一个 阶级的人民期望。这证明了中共并不如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企图再来一 个一党专政。本来，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 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
戏的。”（《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U8 —159页）
1949年元旦，他在《华商报》发表《新的转折点》短文，字里行间 为“中国革命之胜利”而欢呼雀跃，认为“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荣灿烂的 新页”，“整个亚洲大局，将于今年到了一个新的转淚点。”（章立凡编：《章乃
器文集》下卷第49页，华夏出版社1的7年版）他从香港到了东北，后来批判他
讲过的“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那句话，认为他对即将诞生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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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心存犹疑，流露出了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只是他的悄皮话而已。走到 这一步，他早已没有退路。
还有一些人的选择，比如像钱端升，看起来就颇让人费解。他是1900 年生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是有成就的政治学家，也是国民党员，与胡适有着很好的 交情。1949年到来之前，他正在美国讲学，但他却没有接受胡适让他 留下的劝说，毅然返回了中国。他自己晚年在《我的自述》里这样说： “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当时， 虽有美国友人劝我暂时留美教书，但我已看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 国，经多方设法，在旧金山觅得船只启程，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 平（章立凡编：《章乃器文集》下卷504页）“已看见新中国的曙光”说得 不够具体，对此谢泳的说法是：“40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 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 这个承诺在40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钱端升 学术论著自选集》698 — 6〃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i〃i年版）这是完全善
意的解释，钱端升之所以选择回国，或许有这些因素在内，但仅此还 不足以完全理解他作出的这…选择D毕竟他对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 并无好感，早在1941年他写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白地指出：“最糟者仍 是政治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 义者＇，亦是不愿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谢泳：《西南联大与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5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似乎看不出他的观点在
1948年变化的轨迹。到了 1957年，当年兴冲冲返回即将诞生的新中 国的钱端升未能幸免被打成“右派”的命运。7月20日的《人民日报》 如此掲发他：‘‘抗战前后，钱端升很想做官，王世杰便先后推荐他任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和驻澳公使，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 他又办了 ‘今日评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 他还打电报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联合筹办‘新路’杂志，并要楼彦代他出任
織茸，宣传反动的中间路线。”（转引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58页）
钱端升的选择当中是否包含了他个人在新时代一展身手的期望
呢？从他急于否定北大自由传统、否定蔡元培，从他执笔写下洋洋洒 洒、阐述新政权政治结构、《共同纲领》的文章之外，我们确实不难看 到他当时的满腔热忱。
III_
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不同选择，无论去、留，都是历史的选择。当然 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里面固然有当时国际性的红色背景，更有历史的 原因。这个历史的原因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曾饱受西方列强及日本的 欺凌、瓜分乃至全面入侵，那种屈辱感、耻辱感几乎渗入了每个热爱自己 国家的知识分子的骨髓。而那个时代差不多所有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有一 个共性，那就是他们对本民族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的爱。这种爱是我们今 天的人往往很难体会的，他们的爱国爱的是中华民族、这块土地，和他生 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们，以及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 化。特别是在需要做出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这种爱将会起到难以想象的 作用。这是一种民族潜意识，甚至可以说已内化为一个民族精华分子的生 命本身。在所有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以及历史的，或国内的、国际的 因素中，知识分子解不开、理还乱的爱国情结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 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去、留之间的抉择。
即使是那些选择了离开的知识分子，出走对他们来说也只是身体上的 行为，在他们的生命中最根本的还是耿耿以守护中国文化、传承汉语文明 为念。所以傅斯年才会把海峡对岸那个岛看作自己埋骨的“田横之岛”，要 把台大办成当年的北大。所以胡适晚年才会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水经 注》的考证上，这也正是寻找对母国文化的一种寄托。
83岁的张元济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