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与仕途-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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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千余年的佛教文化浸润，因果轮回观念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影响既深且远。所以，每个读到这段文字的人大概都会在脑中闪现出因果报应的念头，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影响之大。不过，佛教的因果报应到底对不对呢？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并不因为信佛的人多，所以说的便一定是对的，少数人觉得不对的就一定是错的，是非对错并不与人数多少有一定的关系。因果报应之说因为人为地界定因果联系，所以谬误甚多，在某些地方已经走上歧途。按高僧慧远的说法，因果报应有三种形式：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即当世受报；生报者，来生受报；后报者，来世并不受报，不拘多少世，或百世千世，总之逃不掉便是了。只不过佛家是如何确定这一定就是当初陈桥兵变和赵光义弑兄的恶果呢？赵构无奈下将皇帝转交太祖一系乃是他自身的原因，与当年赵光义弑兄有何关系？末代小皇帝和太后被掳乃是因为蒙古人强大，攻灭南宋，又与当年陈桥兵变有何关系？凡因果关系，总得能够向人证明，确有明证才能让人信服。佛家所谓的现报，还有一定的道理，生报便有些勉强了，至于后报就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玄异得很，佛家把持话语权，一口咬定便是如此，他人也无法验证，始终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往往只好默认。反正因果报应说的话语权握在佛家手里，尽可以把自己无法讲明的事情推到生报和后报，佛家也就到处穿线，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把两件事情拿来穿在一起，找不到明显联系的，就开始编造故事，硬扯在一起。例如，佛家故事说苏轼前世为五戒和尚，因与一女子红莲有了苟且之事，因而坐化，转世为苏东坡。又说周世宗柴荣因灭佛而横死。另有一个故事就更是骇人听闻了，说是明代方孝孺乃是红蛇王转世，因方孝孺的父亲开挖墓地发现红蛇群，尽数焚死，故红蛇王转世为方孝孺，故意激怒朱棣灭方家十族，从而大仇得报。
第三编 陈桥兵变 第44节：恩威并施（2）
种种荒诞不经、古怪离奇且无法验证之事，所在多是，不一而足，稍有辨别力的，就可以看破佛家因果轮回以及这故事背后的险恶用心。
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历史考察中，岂不谬哉？
陈桥兵变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单看赵匡胤与柴家实力对比就可以了。首要的是兵权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作为殿前都指挥使，亲信遍布禁军，能与殿前司抗衡的侍卫司最高长官李重进又被排挤出朝廷权力中心，侍卫司实力大减，禁军成了赵匡胤的禁军。如果没有这样的军事保证，赵匡胤的兵变是不可能兵不刃血地成功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己方有多强，而是取决于相对实力对比，即对手有多弱。柴家一方，柴荣的死令柴家实力大损，此后柴家既没有兵权，也没有权威，处于仰人鼻息的极度危险境地。柴家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在李重进这个柴家守护者被排挤出去后，柴家除了他们的皇室地位，就剩下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观了。
精英（例如文人、武将）和百姓对一个王朝的忠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这个问题并不像11=2那样简单明了。对一个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利益层面上，它还是一种心理和道德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对已经熟悉的事物慢慢形成一种惯性的认同心理，当面对一个王朝的时候，这种惯性的认同心理就是忠诚。
只不过这种认同心理虽然普遍存在，却是若有若无，很难成型，而且极其脆弱，很容易被打破。能够强化这种认同心理的是文化的道德观。文化上的道德观是成型的，文化的载体使其代代流传下来，并不断强化、改进。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道德观剧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这种文化道德观也是支撑一个王朝的隐性力量。
但是从唐末到五代十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频繁战乱和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已经打破了这种心理的认同和文化道德观。文化的力量屈从于武力，文化在险恶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
精英对王朝的忠诚首要的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这些人长久以来接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有些人比普通百姓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但是绝大多数的精英在物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并不反感改朝换代，当然更不会去反对。所谓道德，不过就是他们的遮羞布。
同样，也不要奢望在这种环境下，挣扎于生存线上的百姓还会有心思去考虑对一个王朝的忠诚问题，获得一块馒头要远远比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更为重要。
一个百年王朝所能获得的臣民忠诚这在五代十国是看不见的。在五代十国这种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混乱环境下，忠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
所以，柴家真正拥有的优势少得可怜，除了皇帝的称号和微弱的道德优势，他们什么都没有。刀尖铸成的宝座是不能坐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而赵匡胤一方的不利因素：无。赵匡胤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到位，皇位对他来讲，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
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他需要克服一下内心一点点的道德罪恶感，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只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计划，只要在策划阶段和计划实施后能够用利益交换获取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或默认，那么这场政变就水到渠成。
现在，有必要分析一下政变中，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他们在这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收获了。
赵匡胤：他是当之无愧的导演和幕后黑手，也是最大利益——皇位的获得者。
赵普：操盘手之一，政变之夜，他将狂躁的将士们的力量收拢住，使一切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他的收获是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后来能成为宰相就是在陈桥兵变时打下的基础。
赵光义：操盘手之一，他的收获是睦州防御使，这个职位并不高，不过这只是开始的职位，后来赵光义步步高升，最后不明不白地当了皇帝。陈桥兵变中，他表现得很是积极，对照后来的事情分析，赵光义当时的积极很是可疑，兄弟友爱的成分占多大比例值得怀疑。
石守信等一班武将：他们是陈桥兵变的主力，这些人求仁得仁，每个人得偿夙愿，升官发财不等。
参与政变的士兵：这些人是政变的基础力量，史书记载赵匡胤登基后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以他们的功劳所得应该颇为丰厚。
丞相：范质和王溥当然不倾向于政变的一方，当初仓促出兵的决定帮了赵匡胤的大忙，不过那是无心之失。当得知叛军进城的消息时，两人纵有回天之心，也无回天之力。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两人继续担任了四年宰相，至乾德二年（964年）同日罢相。不过赵匡胤对他们还是蛮照顾的。
第三编 陈桥兵变 第45节：恩威并施（3）
太后和柴宗训：他们是利益的损失者，这对孤儿寡母在政变中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由昔日的臣子变成了今日的主上。这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应该是令人终身难忘的。虽然赵匡胤没有为难这对母子，还派人好好照顾柴宗训，柴宗训还是于开宝六年（973年）死在房州，年仅二十一岁，应该是忧伤、愤懑过度导致。符太后则直到宋太宗的时候才去世。
赵匡胤谋朝篡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后世有人便为他百般遮掩，拼命开脱，仿佛所有的事情赵匡胤事前完全不知情，连皇帝都是别人逼他做的。这其中就有大文学家苏轼。也有些人拼命证明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的幕后主使者，仿佛跟赵匡胤有仇一般，反正是证据越多越好，也不管能不能讲得通，统统拿来扣在赵匡胤头上。
例如，他们便找出了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赵匡胤完全是早有预谋，我们前面也提过，赵匡胤政变成功，就要进行禅位典礼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忙乱之中，竟然忘记了准备禅位的重要道具——禅位诏书。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翰林学士陶谷从自己的袖子里掏出一份诏书来，说道：〃已经准备好了。〃由此禅位典礼才正常进行下去。认定赵匡胤是所有事情的背后主使者的人就说了，这个陶谷竟然事先准备好了禅位诏书，可见定是出于赵匡胤的事先安排，否则诏书何来？这份诏书当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这点没有疑问。不过，何以这份诏书会在陶谷的袖子里，而且陶谷要在大家发现没有禅位诏书的时候才拿出诏书呢？其实赵匡胤压根就不必事先安排陶谷写好禅位诏书，他只要指使某个手下不显山不露水地在适当时候提醒范质、王溥需要准备禅位诏书就行了，根本没必要让陶谷在这种惹人怀疑的时刻拿出来。因此，这份诏书根本就是陶谷私下里自己偷偷准备的，以图邀功请赏，所以这份自制的诏书一直装在陶谷的袖子里，直到大家发现忘记准备禅位诏书的时候，陶谷知道自己这次押宝押对了，这才拿出这份自制诏书，得意洋洋地说：〃已成矣。〃
不过，陶谷这次虽然押宝押对了，却没有得到赵匡胤的赏识和重用，相反，赵匡胤很是看不上陶谷这种投机行为，《涑水记闻》记载：〃太祖由是薄其为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赵匡胤没有指使陶谷事先做好禅位诏书的证据。
除了得出上面的结论外，〃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反映出了赵匡胤的一种内心重要想法。对那些抢着向自己示好的软骨头和投机分子赵匡胤不但不觉得高兴，反倒十分厌恨，对那些坚贞之臣却是十分欣赏，哪怕这些人曾经对抗过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想法很值得玩味。
是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赵匡胤这一类人的身份，他们的政治家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要充分考虑政治利益的得失。历代皇帝都有一种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理论：我可以造反，你们不可以造反，我有胡作非为的权力，你们就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皇帝都喜欢忠臣，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人用着放心，可以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对于那些心思灵活，见风使舵的狡诈之徒，皇帝当然也会量才使用，不会弃之不顾，因为这种人是有用处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要比那些忠臣更会揣摩主上的心思，很多忠臣办不成的事情，他们能办成，而且办事效率也要高得多。但是，有一样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防范这种人背叛。在忠诚问题上，奸臣当然是比不上忠臣了。所谓忠臣，就是不管皇帝做得对不对，不管皇帝对不对得起臣下和子民，这种人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皇帝，哪怕皇帝让他们去死，他们也毫无怨言。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皇帝们特别喜欢用用那些奸臣做那些通过正常手段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对忠臣则往往委以艰难重任，例如托孤之类的事情。这也就是赵匡胤很欣赏范质而不太喜欢王溥，也看不起陶谷的原因。
这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生长出来的特有现象，皇帝从来不拿道德来要求自己，却总是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诱导臣民，要这些臣民时刻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