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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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安排到了第三组。马丁·鲍曼被安排在哪一组引起了争论，自从希特勒死后，马丁·鲍曼被每个人当成小丑一样的对待，蒙克也没有掩饰对他的轻蔑。鲍曼开始有点醉了，并开始与蒙克的高级军官大吵起来，他们对他也怀有敌视的轻蔑。鲍曼在那天晚上显得醉得厉害，威尔茨因甚至对阿克斯曼说：“这样的话我们不带他走。” 他穿着一个过大的皮衣使他看上去比他实际上还要胖一些。蒙克将军也穿上了平民的衣服。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这两个人还要求其他人战斗到死，可现在为了逃亡自己却换上了平民的衣服。
在这种卑鄙和自私的威胁下，鲍曼的生命已接近终结。喝醉的并不止他一个，他的许多纳粹党总部的人员也都喝得不省人事，而且他们所有的人也都把在过去12年里一直作为炫耀的纳粹制服丢在了一旁。
蒙克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不希望鲍曼在他的那一组。他喝得太多了，斯达姆普菲格不得不让他清醒一下。阿克斯曼则更不愿意带着他，最后，由宣传部组成的一个小组同意带着他。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也在这一组，这一组还有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鲍尔也和其他人一样地讨厌鲍曼，但是由于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命令要把鲍曼送到海军司令邓尼茨的指挥部去，他为了忠于对元首的承诺而感到受到了荣誉的约束。那天晚上，鲍尔把希特勒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珍贵油画卷起来用背包装着。斯达姆普菲格似乎也让鲍曼变得清醒了一些。
我们小组和鲍曼所在的小组在谁先走的问题上有些争论。鲍曼不想等蒙克将军规定每两组之间20分钟之久的间隔时间，他非常惊慌，想尽可能早一点的离开党总部。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外面苏军的射击。争论最后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阿克斯曼已经决定我们要到地上去，我们不必和其他的小组的计划相符合，阿克斯曼开始尝试和蒙克协调我们的出发事宜。
在晚上11点钟，蒙克将军带领他的那一组出发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留心苏军的狙击手。有3～4个小组跑过了威廉姆斯大街到达了威廉广场。
在蒙克的小组穿过威廉姆斯大街去法兰克福地铁站时，我们在大街上朝着正北方前进。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阿克斯曼拿出了两个重重的包裹，他告诉我里面装了50多万德国马克，让我背着它们，可是它们太沉了我背不动。所以我只背了一个，另外一个让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地区负责人背上了。我们这个小组是由大本营里剩下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作战部队、阿克斯曼的副官根茨·格雷姆、海因茨·波特以及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两个助手组成的。
突围（3）
阿克斯曼说了几句，我们就都出发了，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列纵队行进，并且尽可能近地贴着墙走。一些男队员被特别嘱咐要照顾好女队员。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我不能描述我当时的思想状态，但是我所有的肾上腺素一直支撑着我求生的欲望，另外还有阿克斯曼的命令。当我们到达威廉姆斯大街上时，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大街上要比我想像的安静得多。远处传来的苏军的枪炮声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嘈杂，但是此时的威廉姆斯大街不像白天是射击场一样，它有着令人怀疑的宁静，谢天谢地。不过极端令人头疼的是有时会响起零星的枪声，这使得人不自觉地进行躲闪，幸运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击中。
当我们到达菩提树下大街时，我们第一次与苏军的部队相遇。他们正在布兰登堡门处的一个露天的烤肉架上烤制食物，而且好像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子完全放松了警惕，或丝毫没有注意到。那真是一次离奇的经历，因为我们原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随后我们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小心谨慎地前进，与苏联的部队背道而驰。不可想像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而且枪声也没有再次响起。一直到我们向北转到腓特烈大街开始向魏登戴姆大桥前进时，我们才碰到了前面的麻烦。我们正接近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桥上的一个坦克路障还有成百上千的党卫军、国防军士兵和平民，还有一辆大型的虎式坦克和机动式突击炮。这支部队想努力突破桥对岸的反坦克障碍，但是他们遭受了猛烈的火力阻击。我们加入了他们，当时真是一团糟。
我们好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打击，甚至于我们后面都有。难道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不知道我们在他们的前面吗？子弹在空中嗖嗖地飞过，炮弹的碎片从各个方向凶猛地向我袭来，大量的金属片像雨点一样落到我们身上。我除了看到模糊的火星和闪烁的火以外什么也看不到，我完全控制不了我在做什么或者我会发生什么事，我真像是在大锅的漩涡里一样，我想是末日到了。
我们前面的一次爆炸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震动，火光冲天。我冲到一堵墙的后面躲了起来，谢天谢地，我们看到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出口好像是通往地下室。我们朝着它匍匐前进，但发现它只不过是一个冒着滚滚浓烟的通风道。我们压过周围的噪音相互喊叫着，阿克斯曼有点灰心地认为我们永远也过不了这座桥了。
“我们必须绕过去。”他做出了决定。
“在什么地方集合？”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问道。
“在那儿！”
他指着街对面的楼说。那是海军大厦，它还没有像这个地区的其他建筑物一样浓烟滚滚。格雷姆也指着街对面这幢楼，“那儿！”他对我吼道。在我与这座大厦之间的这条街遭受到了冰雹一般的迫击炮、大炮和火箭的打击，子弹从各个角落飞驰而来，但是已没有了别的选择，我冲进了这无情的如冰雹般的金属片中。
在另一边，我碰到了格特鲁德医生，她正与一队女孩在一起。她们中有两个被打中了，浑身是血，格特鲁德医生好像没什么事。随后阿克斯曼让我再次回到街对面，去找拿着装满德国马克箱子的那个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阿克斯曼对我说拿到它们以后我们才能准确地讨论怎样绕过那座桥。我憋了一口气又跑了出去，但是刚跑了一半我就绝望地失去了方向感，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我不知道我正在朝那个方向走。我尽可能低地弯着腰在街中心走着，绝望地看着四周想找到他们的位置。我周围的猛烈的炮火和熊熊大火从未间断过。
突然，不好。
那好像是一种放松。我所记得的就是与我在过去的几个小时所经历的那种地狱般的生活相比，那好像是一种高潮过后的余波。就好像是在梦里，我隐约地感到一些弹片擦过我的钢盔。随后我感到一次碰撞，并且听到了一种不规则的金属片碰击金属片的声音。我倒在了马路上，随后费力地爬到一座墙的后面尽可能少地暴露自己。我自己非常确信，即使我的身体被撕开了，我的精神是防弹的，而且能保持完整。
我一动不能动了。
我还记得接下来零零星星发生的事情，还记得我自己的尖叫。
我肯定是倒下了。
一个弹片击中了我的脊柱。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好像是在梦中见到自己一样，从正上方看到自己的身体，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一样。现在，在我的幻觉里，我好像成了两个人。我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被击中了但没有被打死，我在垂死之际被人发现了。我不知道是被德国人还是被苏联人发现的，很有可能是一些贫穷的德国妇女看到了我年轻的脸可怜我，因为我的工资单和身份识别牌都已经找不到了。那些被我们叫做“瓦砾妇女”的人在瓦砾中来回穿梭寻找那些还活着的人。她们知道苏军已经严令对党卫军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所以她们把男人们的身份识别牌和身份证都丢掉了。假如是一个苏联人发现了我，至少他会把我的勋章作为纪念品，这些勋章不足以让他识别出我的身份，他也有可能朝着我的脑袋再补一枪。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苏军的女军官。我躺在一副担架上，我此时认为我是在国会大厦的外面，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是在夏里特医院里，我的腰部以下已经不能动了。她一定是一位医生，她用德语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她问我是否是法西斯党员。
突围（4）
“不是！”我回答道，当时我的思想确实是这么认为。当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的领导人的政治纲领。假如她要是问我是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或纳粹分子，我肯定会说“是。”我仍然是一个纳粹分子，我看不出有什么羞耻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从不对审问我的人撒谎，我总是说真话。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是否在希特勒身边服务过，所以我从未告诉过他们。
我的意识时有时无，我对自己受伤的程度一点也不清楚。
我只能移动我的手和头，但是我的腿不能动。我的大小便失禁，浑身脏兮兮地无助地躺在担架上，只穿了一件衬衫，盖了一条毯子。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情形是由于脊柱擦伤而造成的暂时性的瘫痪，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情。假如医生知道我会恢复，她可能会把我送到苏军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去，那是任何一个德国士兵都不想要的机会，它可能代表着死亡。正是她让我做了一个可怜而绝望的残废的人。
当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能够恢复。想到自己将永远是一个没有希望令人讨厌的残废人，我逐渐产生了死的念头，这种念头很强烈以至于我请求一位老人开枪打死我。这使我想起了可怕的一天，那天有位老人要我开枪打死他。
“孩子，你是不是疯了？”他说，接着又耸了耸肩，“我去哪儿找枪去？”柏林人出名的幽默感仍然没有消失。
一位妇女听到了这个对话插了一句，“我会把你清理干净的。勇敢点。”
这位妇女，也是一位难民，给我脱了衣服清洗起来，没有肥皂只用一块旧布在擦。她给我穿上了内裤和一件没有任何徽章的制服，她一定是从一具尸体上扒下了这件衣服。坑道里面那么脏，臭气熏天，人们肯定是看不见里面的尸体。
“不要死在我面前。”这位老太太说。
但是我希望如此。
我被转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一辆军用汽车上。我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尖叫声，显然正有人强奸她。我还记得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一个苏军士兵给了我一块面包吃，而且还把一块已融化的黄油放到了我手上，然后他又喂了我一口伏特加酒。由于醉熏熏的，他把酒倒得我满脸都是，我的眼睛被酒精烧得像着了火一样。我的尖叫声激怒了他和他的一个同伴，我记得感觉他们好像在用靴子踩我。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路边，一些好心人把我抬到了他们的农舍里。他们喂我东西吃并且给我清洗，我的腰部以下开始慢慢有了知觉，我的精神以及我活下去的愿望也开始慢慢复苏。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们从党总部突围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