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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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也在提醒秀才们：“王光美从桃园撤退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追随者在桃园附近立起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到处作报告，特意亲自到文联礼堂讲话，动员文艺界给她鼓吹。”
于是，姚文元亲自在文章里写下了一样的一段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初澜”的文章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倒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败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文章中的“某些人”就是指谢振华。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起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终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得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出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势力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彩：‘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作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用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谢振华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说：“我看了什么初澜的文章，里面是典型的胡说八道，我们绝对不能向这种强词夺理的胡说八道低头，我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喊冤？我就不信经过了那么多得曲折和苦难以后，我们的党还要继续这样穷折腾下去，此风开了头，我们的山西就又要打乱了。”
周恩来说：“振华同志，只要你不是反党的，就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嘛。我劝你还是多检查自己的错误，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相信毛主席是会弄清楚一切情况的。你现在的头脑已经大了，先冷静下来。好不好啊？”
那天，谢振华开会的时候，碰见了邓小平，谢振华说：“小平同志，现在我才看清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他们根本不讲理，我看他们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话说到这里，我也就豁出去了，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看他们能把我怎样，与其硬说没有，干脆就说有吧。”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造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谢振华也气愤地说：“我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本身搞这种名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把这些情况汇报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对毛泽东说：“你看这个谢振华还能继续干这个省委书记吗？他公然和替刘少奇翻案的人站到一起去了，这个人的思想可是成问题哪。”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是逼人上梁山哪。我看了初澜的文章，就很难说服人，起码没有完全说服了我。我就不相信谢振华会替刘少奇翻案。不过你们有意找个靶子打一打。练练兵也无妨不可。”
江青说：“这个谢振华可不是仅仅这点问题。据陈永贵同志的揭发，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陈伯达为了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窜到山西进行活动。谢振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太原陪着他到几个单位去跑，召集地、师以上的干部让他接见，还把他的黑话印发到各地去执行。他跟着陈伯达和郑维山到了内蒙，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协作会议’，这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关键。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谢振华不是很好地揭开盖子，反而表白他自己说：‘陈伯达来山西受到了冷遇，对山西的接待很不满意。’在郑维山为林彪修展览馆的问题上，谢振华也是多次说：‘修展览馆我们抵制了，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事实上，他是积极地参加了修建展览馆的。在修建之前，他听取过施工部队的负责人关于修建展览馆的汇报，参加了图案模型和展品的预审。施工时省里还出了人、出了车去支援。并出钱修建了为展览馆服务的招待所。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他自己，说明了他很不老实嘛。我在问他郑维山在五台山为林彪修建行宫的问题时，他却说不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人让陈永贵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了。”
毛泽东哈哈笑道：“当初认为跟着林彪和陈伯达是个光荣，现在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要离开他。可见那个东西确实不光彩。林彪和陈伯达都成了过街老鼠了。既然你们已经通过批判《三上桃峰》把山西的盖子揭开了，那就尽量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谁是正确的。对陈永贵支持一下也好么。”
于是，由王洪文出面主持，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召开了解决谢振华问题的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议。
江青一到会就指着谢振华说：“你别以为你的资格老，比你资格老的我见多了，他们脱离群众，都被打倒了，难道你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我们本来是老熟人了。你在延安的时候，是我们的大队长，那时你就好凶呀。你就是喜欢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初解决晋东南问题时，有两个排在途中对群众组织开枪还击，造成了流血事件，你知道吗？”
“我听到了汇报，没有及时地解决和处理。”谢振华说。
江青得意了：“你现在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变成光杆司令。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你有权嘛。”谢振华说。
“不过有人说我不爱看样板戏，这不符合事实，八个样板戏我都看了，一个都不少。”
经过了六十多天一连串的批判，谢振华终于被迫写出了一份检查，在提到《三上桃峰》的问题时，说：“晋剧大毒草《三上桃峰》在我省出笼，是我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我省回潮的突出表现。《三上桃峰》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个戏，我曾看过，但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听任其在我省广为上演，散布了反革命毒素。我同意了把《三上桃峰》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这是我省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暴露，也是我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我最大的失职。是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犯罪，感到万分沉痛。江青同志代表中央在接见我省晋剧院演员时提出‘炮轰谢振华’，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扑，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爱护，我表示完全接受，坚决拥护。”
“你想，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能翻的了案吗？”批判谢振华时，江青问道。“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刘少奇要翻天，除非太阳从西边冒出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江青看了他的检查，还想向毛泽东建议，继续让他到山西各地去接受批判。毛泽东摆摆手说：“算了，谢振华的问题到此为止。这个人，将来也可能还要重用，你们不要一棒子把人打死。就是陈永贵同志，难道他就不犯错误？照样犯。林彪是没有当政，所以不提了。林彪要是得逞了，我们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会跟着跑的。路线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辨清楚的。所以，谁也不要刻薄他人。”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去，谢振华激动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要坚决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永远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底！”
想到这里时，江青望着铁窗外昏暗的灯光，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想，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被指控犯了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向自己认罪检查，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公开抵制自己的主张。现在，他们又几乎毫无例外地齐声翻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看来，真理也好，错误也罢，都是和一定的地位和条件、权力紧密相连的。有人把真理和革命当作一朵别在衣襟上的花朵，把为革命奋斗终身这类豪言壮语，当作虚幻的梦想。只有自己和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