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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什么改变中国-第2部分

小说: 什么改变中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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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理念决定未来(4)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新浪财经、网易财经等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将这本访谈录定名为“什么改变中国”,既是想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 
        自序:理念决定未来(5)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34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一直愿意与媒体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张维迎
    2012年4月30日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开篇: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1)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
    主导人类历史的就两种逻辑: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市场逻辑才占主导。
    在市场的逻辑中,个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在企业、个人的交往中建立一系列信任和交易机制。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是从强盗逻辑转向市场逻辑、从职权经济转向产权经济的过程。它把互相伤害的竞争变为互相创造价值的竞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巨大潜力,要靠减少政府权力和国有经济范围、发挥企业家精神来实现。
    一
    访谈人:您在2010年出了一本书叫《市场的逻辑》,带有一点启蒙性质,里边对中国30多年以来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能否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张维迎:我们中国只是在过去30年里边真正开始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在世界上被称为一个奇迹。所以我想,要认识人类的历史,认识中国的变革,包括未来中国究竟潜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真正地理解市场,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要理解市场的本质,首先要理解人的本性。关于人的本性,我们知道学术界自古以来都有好多的争论,就像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性善性恶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学者、哲学家、宗教创立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就是人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点我想不同的学派之间并没有大的争议。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特别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怎样才能最好地改进自己的生活?从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追求幸福的方式我们可以划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大街上看到的抢啊、偷啊,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手里,让别人不能享受,自己可以享受,这个我叫它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创造财富,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我叫它市场的逻辑。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2)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就是在这两种逻辑不断作用下演进的,有时候这种逻辑占主导一点,有时候那种逻辑占主导一点。我们举一个最近的历史,比如说日本、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的是什么逻辑?强盗的逻辑。就是他希望通过武力、战争的方式,把别的国家的财富掠夺来,服务于本国的利益,本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失败了。二战之后他们又崛起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靠什么?靠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他们生产出其他的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如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在2010年才被中国超过。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中国人买了多少日本的产品,我们为什么买?是因为我们喜欢,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大家也不要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强盗的逻辑,就一定是大街上简单的那种偷啊、抢啊,好多的强盗逻辑是合法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通货膨胀,它就是一个强盗的逻辑,它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但是合法的,为什么呢?现在政府有垄断印刷货币的权力,比如现在的社会财富有100亿,如果政府多印100亿的票子,然后交给某一部分人,实际上等于把一半财富转移到拿到新印的票子的这一部分人手里。这样一放一收,事实上就把一大部分的财富由民间、由私人部门转向了政府,转向了国有部门。所以这也可以算做一个强盗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幸福,你就要去为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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