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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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毛泽东长时间地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会面，在得不到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肩上的重重压力得到了许多的缓解，这对他决定彻底一边倒，下决心走苏联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激动地谈到这个条约时，说过：“中苏友好条约大长社会主义阵营威风，对帝国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将起着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用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这个友谊。”
这年公安部刚刚组建，刘少奇提议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开始时，罗瑞卿不愿担任，提出疑问：“公安部和社会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公安部究竟是政府的还是党的？两者比较哪一个权力大？”刘少奇回答：“公安部是第一个重要的部，是社会部、又是公安部，是政府的、也是党的。”罗瑞卿听了这个解释，走马上任了。毛泽东也明确地说：“今后我们的公安部要在镇压反革命，清除国民党的余孽、残余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权力职能。”他还有言外之意，即如果不把政权的基础打牢靠了，政权不稳固，要想走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他需要他的这批跟随他多年的战友和同志，包括他认为所有的同路人……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在他看来根本无足挂齿，统统都是不算数的。他深信他的力量，只要自己把牌一亮底，任何不同的议论都会嘎然而止。
第二章 勾心斗角
＇彭德怀事件，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是因为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联系着，他有赫鲁晓夫做“后台”：作为政治家，既然把敌手打翻在地，就担心他会在翻起身来。翻案和反翻案的较量，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虽然撤销了彭德怀的职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得到苏中中央的支持。为此，毛泽东一直恼怒：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反对，而是积极地配合了他们，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如此作梗？
当年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专程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马林科夫等人的问题时，毛泽东稍加考虑，最后决定认可和支持。他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为此，我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邀请，参加十一月初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两年后，赫鲁晓夫却对中共中央向他们通报的《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大为反感，公开说：“彭德怀是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朋友，希望中共中央能够重新反省这个问题。”
这意味着毛泽东错了，应该下台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震怒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赫鲁晓夫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摆谱，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连党员都不是呢，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反斯大林的那天起，我就看出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对这个人，不要客气，该顶就顶，要讲点原则。”从此，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骤然恶化，一场国内国际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面前。
赫鲁晓夫自恃大国地位和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角色，以为他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威力，会迫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意见。所以，他信口开河地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大发议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手划脚，在国际上也摆出一副为所欲为的样子，全然不计后果。很多人都看出，赫鲁晓夫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胆略和勇气，也低估了毛泽东的忍耐力和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其超人的智慧。
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和愿望。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八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起义的新军，体验到了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和作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接触到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和信念，造就了毛泽东决心改变中国社会的志向，使他放弃其它人生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一九二零年秋天，他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并不满足把这样的小组作为一个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团体，仅仅靠清谈和讨论过日子，而是明确地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认识到自己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决心为之而献身。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那时，他就对陈独秀等人的书生气和学究味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认为由这样的领导人来指挥中国的革命，很难成功。他洞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后，充分感觉到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三月，针对蒋介石发动的逮捕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形势，毛泽东竭力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力量以武力回击。同年五月起，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十一月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国共关系破裂的紧急时刻，他在七月四日武汉召集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上山造成革命军事势力基础，保存革命武装，应付突然事变”的主张。随后在十天后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同彭公达接受中央关于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前往长沙，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走向了从事领导武装的军事道路。
从毛泽东手里拥有军队的那天起，他就不是一个凭借书本打仗的教条主义者，他善于调查研究，分析具体情况，一切从现实出发，灵活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在一九二八年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敌军的进剿和会剿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巩固自己。
他从敌人重重的包围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出发，到一九三零年提出了发展工农武装割据，逐渐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使红军在战略上以弱胜强，战术上以多击少，完成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经过了反覆的党内斗争和艰苦转战，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得到了全党的公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从组织上确立了他领导全军和全党的地位。
这时的毛泽东，无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经验上，还是在同蒋介石较量的军事战略战术上，都已经积累了无可匹敌的丰富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崭新水平。他依靠党内多数，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的影响，依靠耐心的等待和容忍，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机智，成功地战胜了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王明制造夺权的种种障碍，通过理论上的整风和组织上的整顿，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且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无论在任何复杂的烟云迷雾中，也不管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历史时刻，毛泽东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严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直到最后的胜利。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的决战已经展开，一位远见的政治观察家看到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后，马上预料：“毛泽东已经出神人化，掌握了通往当代政治、军事大门的所有钥匙，任何人都无法战胜他了！”
果然，在经过了三年的第三次国内战争后，毛泽东神话般地打垮了蒋介石号称八百万的军队，使蒋介石撤到了台湾岛上，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庄严地宣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的一位伟人面前，谁又能是他的对手呢？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底，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后来他在和江青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十大军事原则也适合我们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斗争，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斗争，同样要讲究斗争艺术和斗争方法，要分清主要矛盾也就是主要敌人，然后把敌人进行分割，根据具体的形势和政治需要集中解决一两个对手，在斗争中注意团结绝大多数，这样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青在实践中细心地观察着毛泽东的斗争技巧和斗争方法。
是的，无论是在文化斗争中，还是在同党内的各种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赞同。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从这一点上看，赫鲁晓夫是绝对地失败了。
毛泽东对江青还说：“军事上是有进有退的，没有大规模的后退和转移，就不能麻痹敌人而最后得到前进和进攻。在政治斗争中，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忍耐和妥协，没有妥协不能争取群众，也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情。只有看起来是让步和妥协，才能选择到最好的进攻时机。每次我们的后退和妥协，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检查，都是使我们的对手发疯的条件，让对手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的弱点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起进攻了。”
这番话，毛泽东和江青断断续续地讲过许多次，但是这个女人往往到了胜利使她也处于得意忘形的时候，就把这些话忘到脑后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十年总结》，他一开始就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
